公元383年發生的秦晉淝水之戰是世界戰爭史上一場以少勝多的著名戰例。就因其著名，勝利者固然可喜可賀，而“投鞭斷流”，“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一個個成語典故也使失敗者前秦皇帝苻堅成為千古嘲諷的悲情英雄。不管是勝利還是失敗，淮南地區卻是踏踏實實的蒙罹了一場兵災。112年之后的公元495年，同樣是在淝水岸邊，八公山下，同樣面對一觸即發的戰爭態勢，北魏孝文帝英明決策，果斷止戰，使得淮南以至江淮地區避免了一場戰禍，以及戰爭可能帶來的各種破壞，淮南人民應該記住這段歷史。

孝文帝元宏是我國歷史上杰出的少數民族政治家、改革家，更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在位期間對北魏政治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使北魏國力顯著提升。公元495年是北魏孝文帝元宏太和十九年，南齊明帝蕭鸞建武二年。上一年南北兩朝都發生了大事：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并立即著手改革鮮卑舊俗，全面推行漢化，民族融合加速推進。南齊明帝則連續廢殺郁林王蕭昭業和海陵王蕭昭文兩位皇帝后自立，屠戮宗室，國內政局危機四伏。

北魏雖然是鮮卑族政權，但對中華民族不僅仰慕，而且認同。開國皇帝拓跋珪即“自謂黃帝之后”。他和繼任的三位皇帝都曾親往或遣使至涿鹿黃帝廟祭祀。至孝文帝更下詔云：“魏之先出于黃帝，以土德王，故為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孝文帝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成為他漢化改革的理論依據，他將北朝認為是中華正統，而偏安江南的南方政權則被視為“島夷”。孝文帝遷都洛陽，本來就包含志在統一的意愿。遷都實施后，“魏既都洛，逼近淮、漢，故急于南伐以攘斥境土”。正巧南方發生齊明帝弒立事件，這為北魏出兵提供了口實，孝文帝遂以五路大軍南征伐齊，一路出南鄭（今陜西漢中市），一路出襄陽（今湖北襄陽市），一路出義陽（今河南信陽市），一路出鐘離（今安徽鳳陽縣臨淮關鎮），而孝文帝自率一軍“至壽陽，眾號三十萬，鐵騎彌望”。五路大軍有三路在淮河流域，且孝文帝以主力居中，可見北魏是將壽陽一線作為主戰場。

進入沿淮地區后，孝文帝立即“詔禁淮北之民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以嚴明的軍紀博得沿淮南方居民的好感，于是“民皆安堵”。同時對本方將士也注意打好感情牌，“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在八公山途中遇到暴雨，孝文帝撤去傘蓋，與士兵一起淋雨，士兵們感動之余，決戰決勝的信心也油然樹立。

來到淮南后，孝文帝追尋古人，感慨萬分，親自“登八公山，賦詩”。其賦詩過程也是縝密思考的過程：自己這次南征，走的是與苻堅同樣的路線；苻堅名義上是八十萬大軍，實際上也就二十多萬，與自己現在的兵力相當；苻堅當時面對的敵人正同仇敵愾，而自己現在的對手正分崩離析。無論怎樣分析，北方的勝算究竟體現在哪里？苻堅的教訓不可謂不深刻，因此孝文帝也不敢掉以輕心，派人傳喚壽陽南齊守將出城對話，守將蕭遙昌只派自己的參謀崔慶遠前去應對。

見到崔慶遠，孝文帝便責問道：“齊主何故廢立？”崔慶遠回答說：“廢昏立明，古今非一，未審何疑？”意思是，廢黜昏君，另立明主，這種事情古今常見。你怎么會不理解呢？接著崔慶遠面對孝文帝咄咄逼人的盤詰，將齊明帝濫殺宗族的行為比作周公誅殺參與紂子武庚叛亂的武王之弟管叔鮮蔡叔度；將齊明帝自取皇位說成蕭氏宗室中已經沒有周成王這樣的優秀人物可以嗣立，所以齊明帝是不得已而為之；將霍光擁立漢宣帝劉詢與周武王沒有擁立紂王之弟微子啟類比，都不是因為貪求天下的原因。

最后崔慶遠說得孝文帝大笑：“朕來問罪。如卿之言，便可釋然！”于是崔慶遠順勢恭維孝文帝說：“‘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圣人之師也！”結果孝文帝被崔慶遠的才華折服，賞賜他酒菜和衣服后，將他平安送回壽陽。嚴格來說，折服孝文帝的不是崔慶遠的才華，而是崔慶遠口中宣揚而且努力踐行的儒家那些忠君愛國理念。

孝文帝當年二月來到壽陽前線，在八公山地區停留9天，經深思熟慮，孝文帝果斷決定，中止已經謀劃好的這場淝水之戰，離開壽陽。北魏崇佛，孝文帝臨行前還“遣道登道人進城內施眾僧絹五百匹”。對北魏大軍撤離壽陽的記載，以北朝為記事主體的《魏書》說“車駕循淮而東”；以南朝為記事主體的《南齊書》說“虜自壽春退走”。因為其它四路大軍有勝有負，北魏在戰場上也未取得明顯優勢，最終這場戰爭因孝文帝壽陽止戰而停擺，淮南民眾因此消弭了一場兵災。(周 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