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紀律真嚴明，行動聽命令，愛護老百姓，到處受歡迎”，一首流傳于井岡山根據地的歌謠充滿著群眾對黨和紅軍的贊頌。中國工農紅軍建軍之初，“紀律”就是一個鮮明的關鍵詞，體現了人民軍隊革命的堅定性、政治的自覺性和紀律的嚴肅性，是黨和人民軍隊的光榮傳統和獨特優勢。

大革命失敗后，全國陷入白色恐怖，革命形勢處于低潮，黨發動了一系列武裝起義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為尋找中國革命新道路而艱苦探索。1927年10月，毛澤東同志率領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工農革命軍，向井岡山進發，開始創建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農村革命根據地。

當時部隊成分復雜，除了接受過正規軍事訓練的原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和安源工人糾察隊、萍鄉農民自衛軍等工農武裝，還有被收編的黔軍余部。許多官兵來自舊軍隊，帶有官僚主義、軍閥習氣，作風自由散漫，隨意拿老百姓的財物，有的戰士紀律性不強，不聽指揮，亂說亂動，吃了老鄉的紅薯，老鄉對此頗有意見。群眾利益無小事。毛澤東指出：“我軍來自工農，是穿軍裝、帶了槍的工農；舊軍隊壓迫工農，我軍則是保護工農；我軍和廣大群眾是魚水關系，必須打成一片，得到群眾的擁護，否則我軍就不能生活，也不可能打勝仗。”他決心整肅軍紀，將工農革命軍建成一支真正代表工農利益、與舊軍隊有著本質區別的人民軍隊。上山前，毛澤東向全體官兵鄭重宣布了三條紀律：“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個紅薯，打土豪要歸公”。這就是“三大紀律”的雛形。經過教育，部隊作風顯著增強，贏得當地群眾的信任，在井岡山逐步站穩了腳跟。

1928年1月，當工農革命軍進駐遂川縣城時，毛澤東又宣布了“六項注意”：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后來，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虜腰包”兩條，發展成“八項注意”。之后，毛澤東同志每到一地都找群眾談話，了解群眾對部隊的意見，總結開展群眾工作的經驗，整理歸納補充過去制定的各種紀律。正是因為紅軍隊伍嚴格執行群眾紀律，時刻維護群眾利益，我們黨才能在極端困境中發展壯大革命力量，堅定革命的前進方向，開辟一片新天地。

1947年，解放戰爭進行一年后，戰爭形勢發生了有利于革命力量的變化。國共雙方的軍事有生力量消長，國民黨軍隊的總兵力由戰爭開始時的430萬人減少到373萬人，與之相反，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由127萬人增加到195萬人。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御進入戰略進攻，掌握戰爭主動權。但是由于戰爭深入解放區腹地，許多地方的生產遭到破壞，解放軍的物力補充遇到很大困難。在此背景下，解放軍需要更嚴格的執行政治紀律、軍事紀律和群眾紀律等，以滿足新的革命形勢要求。10月10日，毛澤東同志起草發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于重行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內容做了系統規范——三大紀律：（一）一切行動聽指揮；（二）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三）一切繳獲要歸公。八項注意：（一）說話和氣；（二）買賣公平；（三）借東西要還；（四）損壞東西要賠；（五）不打人罵人；（六）不損壞莊稼；（七）不調戲婦女；（八）不虐待俘虜。最終，在黨的領導下，解放軍以嚴明的紀律迅速取得人民的信任，贏得人民的物質和精神支援，在敵我軍事實力懸殊、武器裝備落后、自然環境艱苦的情況下取得勝利。

在波瀾壯闊的百年黨史進程中，紀律建設始終伴隨著黨的事業發展,是黨的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明確指出“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系人民群眾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鐵的紀律鑄就了“一切行動聽指揮”的政治意識，形成了血濃于水的黨群關系和軍民關系，鍛造了黨和人民軍隊無往不勝的戰斗力。保證黨和人民休戚與共，奠定了我們黨成為世界上最大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重要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繼承和發揚了黨重視紀律建設的優良傳統，堅持把紀律挺在前面，三次修訂《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始終堅持嚴的基調，不斷完善紀律規矩，使制度、紀律成為不可觸碰的帶電高壓線。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要管黨、從嚴治黨，靠什么管，憑什么治？就要靠嚴明紀律。”“加強紀律建設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治本之策。我們黨是用革命理想和鐵的紀律組織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組織嚴密、紀律嚴明是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也是我們的力量所在。全面從嚴治黨，重在加強紀律建設。”

新征程上，黨員干部要從黨章總源頭出發，堅持維護黨章權威，捍衛黨章尊嚴，更加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更加自覺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嚴明紀律規矩、增強紀律定力，把他律要求轉化為內在追求，用黨章黨規黨紀約束自己的思想和行動，發揮黨員示范引領作用，錘煉黨性修養，提升履職能力，做自我革命的表率、遵規守紀的標桿。

(通訊員 殷 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