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朱航滿《雨窗書話》，其中一文《少時讀書憶往》提到一個概念——“抄書體”，覺得大有意思。

其文曰：“從讀周作人和錢鐘書開始，我逐漸喜歡上了這種‘抄書體’著作，那種書山探幽的興奮與新奇，影響了我的擇書趣味。不過，最受影響的還是周作人晚年所寫的‘抄書體’文章，令我感受到了中國文章的古樸與清明，并被一種特別的氣息懾服，我把這看作是一種‘五四’的遺風。”

這個界定，當屬“自創”，卻也頗為到位。

“抄書體”，顧名思義，文章的內容有大量他人原文“引用”，有抄書之嫌。那么，“抄書體”的好處又何在？針對周氏的文章，朱航滿的評價是：“令我感受到了中國文章的古樸與清明，并被一種特別的氣息懾服。”的確，“抄書體”文章有一種特殊的情味，有一種特別的氛圍，有一種別樣的典雅。

而作為一種表達方式，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文章風格，它的好處似乎更多，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旁征博引，資料豐富，可以博人以識，增文之趣，閱讀這樣的文章，你會知道更多的“文”和“書”；二是“借別人之酒杯，澆自己之胸懷”，表達上，委婉、間接，一些不便直接表達的觀點、思想，可以借此而傳達之；三是可以借此提高文章的文化品位，尤其是引用古典作品內容，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所寫文章的典雅性和醇厚性。

應當注意的是，作為文學作品的“抄書”和作為“學術論文”的“抄書”，是不一樣的。后者，是為了佐證觀點；前者，則是為了使文章變得愈加典雅或者生動，是增加文章的文采和品位。

當然，是否使用“抄書體”，也與時代和文章體裁有關。

現代文學史上的作家，都不同程度地用到了“抄書體”，如魯迅、周作人、朱自清、廢名、俞平伯、豐子愷等。故爾，朱航滿有一句話，就說：“我把這看作是一種‘五四’的遺風。”誠不虛也。事實上，這種“抄書體”，也廣泛影響到了后來的一些作家或者學者，如錢鐘書、臺靜農、黃裳、鐘叔河、舒蕪、李長聲、揚之水、谷林等人，其文章，亦是大量“引用”，具有了“抄書體”的風格。

但我覺得，是否運用“抄書體”，還是與文章的體裁大有關系的。

如純虛構的小說，就很難運用“抄書體”，除非作者故意為之，以之形成一種特殊的結構方式。寫景、抒情的散文，也很難運用“抄書體”，即使有所引用，亦是點到為止，畫龍點睛，卻不宜大量“抄書”，而一些文化隨筆、思想隨筆，則有可能使用“抄書體”，似周作人的一些思想隨筆，就是極好的明證。關于朱自清，多數人認識他的散文，是源于《背影》《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等文章，其實，朱自清還寫有大量的生活、文化、思想隨筆，其隨筆文章，即很有“抄書體”的風格。

而最便于使用“抄書體”的，似乎莫過于書話和史料類隨筆了。

臺靜農除了一本《龍坡雜文》外，還寫有大量的藝術隨筆，他的這些藝術隨筆類文章，無不大量引用，大段“抄書”；而后來進入社科院搞研究的揚之水，以研究“歷史風物、名物”為主，其隨筆文字，亦是大量使用“抄書體”。至于錢鐘書的一部《管錐編》，更可謂是“抄書體”的典范矣。

書話文章，只要圍繞“書本體”寫作，“引用”似乎是難以避免的。我們上面提到的黃裳、鐘叔河、谷林等人，寫作都主要是以書話為主。特別是谷林，他的書話文章，引用廣泛而精致，所引用材料與自己的話語，水乳交融，讀來簡直給人一種“渾然天成”的感覺，真可謂“抄書體”之圣手矣。

包容，生活要包容，思想要包容，文章體裁的使用，亦是自當包容。“抄書體”，只要“抄”得好，“抄”得妙，“抄”得精致，乃至于“抄”出一種風格，亦不妨繼續“抄”下去的。(路來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