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國的歷史，始于約公元前1030年，到公元前223年為秦所滅，橫跨東周、西周、春秋、戰(zhàn)國四個時代共計八百多年。東周和西周時期的楚國，偏安在長江中游一隅，遠離中原的文化中心，被視為“蠻夷”。然而到了春秋時期，經(jīng)過楚成王、楚武王、楚莊王的勵精圖治，和戰(zhàn)國時期楚悼王、楚宣王、楚威王的連續(xù)興兵擴張，最終楚國成為西起巴山、東到大海、北抵河南、南至南嶺、橫跨江淮的戰(zhàn)國霸主之一，并在原有西南“荊楚”蠻夷文化基礎上，充分學習，吸收并融合了中原文化，創(chuàng)立了獨特的楚文化，其采礦、冶煉、制造上達到了先秦科技的高峰，作為華夏文明的一部分，為我們留下了輝煌的歷史篇章。

在楚國歷史上的遷都，基本方向是從西南一隅向東北中原方向移動，最后在公元前241年遷都到壽春（今淮南市壽縣），直到公元前223年被秦所滅，而公元前262年，壽春作為楚國令尹（相國）春申君的封邑所在地，已經(jīng)進行了二十年的大規(guī)模發(fā)展建設，使壽春不但成為楚國的政治和經(jīng)濟中心也是當時的科技文化中心，因此壽春見證了楚文化的高峰和最后的輝煌，留下了大批珍貴文物，讓我們今天得以一窺當年楚國的科技水平之高超，感受先秦華夏文明的巔峰。

在眾多壽春出土的文物中，重達400多公斤的楚大鼎無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件，作為迄今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三足圓鼎，不僅因其圓口、方唇、鼓腹、圓底、拓耳的雄偉形態(tài)和豐富的紋飾成為今天國家公祭鼎的原型，同時其體現(xiàn)出的高超的科技工藝水平也同樣令人嘆為觀止。從鼎身和鼎足上的鑄造范線（也叫分型線）來看，楚大鼎是采用了12塊泥（陶）范合鑄而成，相比于與之齊名的后母戊大方鼎以及春秋戰(zhàn)國時期其他同樣是范鑄的大型青銅器，楚大鼎表面的平滑和光潔程度大大提高，如此巨大的器型上幾乎沒有砂眼、氣泡、渣孔、流痕、縮水和熔接線一類的鑄造瑕疵，說明當時楚國的工匠已經(jīng)超越了冷范鑄造而熟練掌握了熱范鑄造技術(shù)。在鼎腹內(nèi)部，沒有任何范芯的支撐痕跡，可見當時采用了口下足上的倒扣范型，在倒扣范型下，口唇部位作為熔銅流動的最后充填部位，極易由于流阻和溫度不均的原因產(chǎn)生瑕疵，而楚大鼎在口唇部不但沒有瑕疵，且有筆畫清晰，深度、寬度均勻一致的十二字銘文“鑄客為集脀、亻告

脀、鳴腋脀為之”，由此證明當時楚國的工匠們對銅鉛錫的配比，冶煉和泥范的溫度調(diào)整，鑄造過程中的排氣和溶流控制均達到了青銅器鑄造史上的最高水平，鑄造品質(zhì)遠超同時期的其他大型青銅器，具備極高的藝術(shù)和科學研究價值。

另一件能體現(xiàn)楚國高超的金屬冶煉和加工技術(shù)工藝的文物是壽春出土，現(xiàn)藏于故宮博物院的楚王銀匜。該銀匜呈無足平底瓢型，器形上光滑壁薄且線條流暢優(yōu)美，內(nèi)外分別銴刻“楚王室客為之”和“室客十”共九個字，是我國目前發(fā)現(xiàn)年代最早的銀質(zhì)器具。由于自然界中銀礦多與鉛礦共生且主要以低品位的硫化礦形式存在，其冶煉和提純難度遠高于銅，所以春秋戰(zhàn)國時代銀器極少，多為鑄造而成的形狀簡單且體積較小的銀幣或飾品，相比之下高度4.9厘米，口徑12.5厘米的楚王銀匜更顯得彌足珍貴。中國歷史上最早有記載的煉銀方法為漢代的“灰吹法”。戰(zhàn)國時代的楚國工匠如何冶煉出大塊的銀制作器具，到今天仍然是一個謎，不僅如此，該銀匜并非采用鑄造工藝，而是通過鍛打而成，通體薄厚均勻且沒有鍛打和研磨的痕跡，可見當年精鍛和拋光技術(shù)之高超。遺憾的是，該類銀器的制作工藝沒有留下文字的記載，直到百年后的西漢才有了被稱為“秦制楚風”的類似銀器。

古楚都壽春的出土文物眾多，燦若滿天星辰，代表了春秋戰(zhàn)國時代華夏文明在金屬冶煉和加工制作的最高水平，雖然只取其一二分析，也能讓我們感到它所承載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了解這些文物的科學和藝術(shù)價值，不僅僅是對前人的敬仰，更能打造我們今天的文化自信。(安泳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