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烈》改稱《淮南》：歪打正著

仔細研讀《淮南子》原文就會發現，最初的書名應是《鴻烈》：原作最后一篇《要略》有言“《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故德形于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這是在概述該書第20篇《泰族》時的用語，表明此處所言乃《鴻烈》第20篇的主旨，由此推斷該書最初確實由編著者自己取名為《鴻烈》。后人改稱《淮南子》，顯然是將劉氏之書視為諸子百家流派之一，從而體現出他們對該書的認可和尊敬。在這個過程中大致有兩個拐點，最終完成由《鴻烈》到《淮南》再到《淮南子》的約定俗成。

先來論述第一個拐點，西漢目錄家鼻祖劉向和劉歆父子棄《鴻烈》而啟用《淮南》，可謂“歪打正著”，邁出了劉氏書名成為《淮南子》的關鍵性第一步。公元前26年，漢成帝鑒于宮廷藏書散佚殘缺甚多，便下詔遣派謁者陳農組織人員到全國各地搜集遺書，時任光祿大夫的劉向自然就被詔去總負責校勘和整理這些征集到的遺書，并專門負責詩賦、諸子及經傳等典籍，此外還與其子劉歆專門負責領校天祿閣秘書。在當時，劉向是最有可能目睹朝廷上上下下所有圖書全貌的第一人，包括全國各地搜集到的遺書、朝廷原有的藏書乃至不示于外的秘書，都需要經其手整理和登記；當然校勘、整理這些圖書也是一件浩大、龐雜的工程，劉向自此耗盡一生，后由其子劉歆繼續總領書籍的典校整理工作。

令人遺憾的是，劉向《別錄》和劉歆《七略》傳至唐宋就基本散佚了，現今只能根據《漢書·藝文志》來推之其梗概，但仍不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的綜合性分類目錄書和目錄學著作，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以說，至少劉向父子應該見過《鴻烈》，然而當年劉安“謀反”已成板上釘釘，其書《鴻烈》業已成為秘書乃至禁書，“鴻烈”已經成為敏感字眼，最好棄而不用，此其一。其二，劉向父子當年校勘整理書籍時不僅要梳理分類，還要經常給書命名，因為古人的書往往沒有書名。當年所藏劉安著述不在少數，最好能有一個統一的指稱，再細加分類；于是，統一以《淮南》稱之，再分別命名為《淮南內》《淮南外》《淮南詩歌》《淮南王賦》《淮南王群臣賦》《淮南王兵法》《淮南雜子星》等，最后按其性質和特征分別歸到相應的部和類中去，似乎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其三，《淮南內》由于其一流的水平和較高的聲譽，在劉安所有著述中占據重要地位，乃至成為劉安所有著述的代名詞；反而推之，《淮南》有時也用來專指《淮南內》，即《鴻烈》，尤其是在喜讀此書的封建士大夫們交流閱讀感受的過程中。

當然，這僅是一個較為合理的推測，畢竟在現今出版的《漢書》和《別錄》相關著作中，尚未見到劉向把《鴻烈》改稱為《淮南》的明晰記錄。再退一步說，劉向成為把《鴻烈》改名為《淮南》的始作俑者是毫無疑問的，現錄東漢高誘校勘《淮南子》時所撰《淮南鴻烈解敘》中的相關文字為證，“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劉向父子棄《鴻烈》而改名為《淮南》，不管是出于形勢所迫還是分類編目考慮，都在某種意義上啟迪了《鴻烈》的另一種命名，直至約定俗成為《淮南子》，其功不可沒。

承《淮南》啟用《淮南子》：正打正著

東漢校勘大師開始承襲書名《淮南》，繼而使用《淮南子》，可謂“正打正著”，為劉氏之書約定俗成為《淮南子》奠定了最為堅實的一步，此為前文所論兩個拐點中的第二個拐點。有學者根據《西京雜記》卷三言“淮南王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號為淮南子，一曰劉安子”推論，《淮南子》稱“子”肯定始于“《西京雜記》問世的魏晉時代”。目前來看，這一論斷有點過時了，原因有二：其一，《西京雜記》的原作者極有可能是西漢末年的劉歆而非東晉年代的葛洪，葛氏僅是輯抄從而為世人所知罷了，而且《西京雜記》所記多為西漢年代的遺聞逸事。其二，《淮南子》稱呼始于魏晉時代，不太符合社會歷史發展的事實，尤其與東漢中后期重新重視道家思想不太吻合。

客觀而言，當劉向父子改《鴻烈》為《淮南》，并將其歸為諸子部或略時，稍后人們在交往的過程中就極有可能像《老子》《莊子》《孟子》《墨子》等諸子書名一樣尊稱其為《淮南子》。這一可能在歷史發展到東漢王朝時成為現實：首先，西漢年間的帝王將相與普通百姓一樣都隨之淹沒在歷史塵埃中，東漢人沒有了劉安“謀反”時的政治形勢和顧慮，自然會有一部分人開始逐步接觸、關注、閱讀淮南王的著述，從中汲取養分后不禁會感嘆其博大精深，自然也會產生一種敬意，淮南王的形象會漸漸高大起來。其次，“子”在古代可特指“有學問的男人”，成為男人的美稱。在秦漢年代，士人崇尚諸子學識思想，有喜稱“子”的傳統和做法，如辭賦大家揚雄經常自稱“揚子”，甚至劉向父子在整理圖書目錄時都樂意把諸子著述單獨列為一類，稱為“諸子部（略）”。細加考慮就會發現，“淮南”一詞概括性較高，既可指王國“淮南”，也可指王侯“淮南”，還可以指劉安的這部書“淮南”；于是，喜歡《淮南》的部分士人交流時就會在“淮南”的后面追加一個“子”，既可顯示對淮南王的敬意，又可指稱這部高大上的鴻篇巨制。最后，東漢中后期社會政治危機加劇，“儒學開始衰微，老莊思想重新被發現”，此時主旨近“道”的《淮南子》也就開始受到重視，注解《淮南》并宣揚其“道”成為一種形勢需求。于是許慎、馬融和高誘等校勘大師相繼選校《淮南子》并為之注解，人們也隨之爭相閱讀學習。由此推之，東漢中后期《鴻烈》開始受到歡迎和尊重，口頭交流中尊稱《淮南》為《淮南子》，繼而在正式場合中使用開來應該是自然之事。

曾有學者考證，東漢時期“桓譚的《新論》、王逸的《楚辭章句》、《呂氏春秋》高誘注都有使用《淮南子》之名的現象”。這表明，劉向父子所定書名《淮南》已經過渡到《淮南子》，并由口語正式進入書面語。《淮南》被尊稱為“子”書，一下子就凸顯出了《淮南子》的學術水平和地位，大家也就迅速地接受并使用開來，表明世人對淮南王劉安學術貢獻和歷史地位的認可。

總而言之，包括高誘在內的校勘大師，有些直接給《淮南子》校注，有些在其他語言文字工作中承襲書名《淮南》，繼而使用《淮南子》，有意將士人對淮南王及其著作的敬意凸顯出來，也是有意肯定淮南王及其著作的學術水平和地位，達到了比較好的傳播效果，可謂“正打正著”，居功至偉。

(丁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