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鏡子不僅是一種日常用品，更是權力和地位的代名詞，甚至被用于文字中教育世人，留下諸如“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的警世名言。今天，我們的主角就是一面比較罕見的戰國晚期楚國山字紋銅鏡——羽狀紋地四山四鹿紋鏡。

據市博物館副館長吳琳介紹，該館館藏銅鏡陳列館分為戰國、漢魏、唐宋、明清四個單元，一共展出銅鏡110多面，其中，就有羽狀紋地四山四鹿紋鏡。

在陳列館中，我們看到了這面直徑15.7厘米、邊厚 0.5厘米、重230克的圓形銅鏡——羽狀紋地四山四鹿紋鏡，該鏡于1987年12月出土于淮南市謝家集區紅衛輪窯廠。

細細觀察，該鏡整體古銅色，外圓內方，三弦鈕，以雙層方形寬帶為鈕座，鏡背通體以精美細密的羽狀紋為地，還有四個類似文字“山”的山紋向左傾斜著四方排列，山紋間隔以四只造型生動、身飾鱗狀紋的鹿形瑞獸，鹿似為回首狀，小短尾，三足落地，右前腿抬起彎曲。該鏡制作十分規整、模范精細。

據介紹，戰國是銅鏡發展史上的第一個高峰期，各國中以楚國的鑄鏡工藝成就最高,其中以山字鏡最為經典。山字鏡中，在南方常見有三山、四山、五山、六山紋銅鏡，尤以四山紋銅鏡為多。而國內已知帶鹿紋的四山鏡就比較稀有，僅見上海博物館有一面，兩面鏡子裝飾手法十分相近，唯鈕座略有區別，一圓一方。上海藏鏡上的四鹿與淮南藏鏡的形態相同，但制模時是將鹿形及周邊做成不規則的四方形，后在羽狀地紋上摳出同樣形狀，鑲嵌其中，從而造成羽狀地斷裂，形成了一個清晰的輪廓，廓內成為素地；而淮南鏡的四鹿是以鹿身為廓，嵌入羽狀地紋中，使羽狀地紋相互連接而絲毫不斷。據專家分析，也有可能是四鹿與羽狀地紋一次制模，使鏡面紋飾非常完美和諧。從其制范工藝上看，淮南這面銅鏡技藝更顯精湛、純熟一些。這種山字紋間以獸紋的銅鏡發現極少，另有一件三山三鹿鏡藏于法國巴黎，鹿紋也是回首翹尾，鹿形的裝飾手法與國內這兩面非常相近。

早在楚國遷都壽春之前，淮南地區已經使用和流行楚鏡，公元前241年，楚遷都壽春。作為楚國最后的郢都，淮南市西部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具有顯著時代和地域特色的銅鏡，顯現出了楚國晚期最后的輝煌。

淮南楚鏡有別于長沙楚鏡，尤其是鏡體明顯增厚，鏡緣變寬大，已無傳統楚鏡輕薄、小巧之感，是一種嶄新的面貌，這說明淮南地區可能就是楚國晚期銅鏡的鑄造中心。

據相關專家研究，這一推測是有事實依據的，從淮南地區及六安、蚌埠、合肥、阜陽及周邊地區發現的大量戰國楚鏡看，除湖北荊州、湖南長沙等地外，本地出土的楚鏡數量要遠遠高于其他地區。所以在戰國晚期時，作為楚國都城京畿地區的淮南很有可能是當時的鑄鏡中心。

銅鏡是古代照面飾容的日常生活用具，從新石器時代出現到近代被玻璃所取代，是我國古代使用最普遍、延續時間最長的一種銅器。銅鏡既是實用器具，又是精美的藝術品。在商代，是作為用來祭祀的禮器出現的；春秋戰國至秦，一般都是王和貴族才能享用；到西漢末期，銅鏡就慢慢地走向民間。

古代鑄鏡采用“范鑄法”，即先制鏡模，再制泥范。一般銅鏡脫模后要制一片面范、一片背范，兩片對合，在一側留澆口。

銅鏡的原料是銅、錫、鉛合金，將這些材料加熱，用火熔化形成合金材料，待爐溫升至一定高度時，從頂部的澆口處一次性將液體注滿鏡范腔體。高錫青銅既硬且脆，為改善銅鏡的使用性能，戰國、漢唐時，工匠經常將銅鏡再進行一些淬火和回火處理。銅鏡毛坯在進行磨削加工后，用磨鏡藥（汞劑）研磨拋光，使鏡面白亮，達到最佳的照面效果。《淮南子・修務訓》中記：“明鏡之始下型，朦然而未見形容，及其蘸以玄錫，摩以白旃，須眉微亮可得而察。”由此可知，戰國到西漢的人們，是用白氈蘸著“玄錫”來磨鏡開光的。

銅鏡制作精良，形態美觀，圖紋華麗，銘文豐富，是中國古代青銅藝術文化遺產中的瑰寶。它正面光可照人，背面多裝飾，其紋飾和銘文，用以表達各種寓意。這些風格迥異、內容不同的紋飾和銘文，反映了不同時期的文化面貌和社會風尚，因此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記者 李嚴 蘇國義 實習生 陳慧玲 攝影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