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機緣巧合，最近的兩次年休假都與少數民族鄂溫克人、與馴鹿有關。先是前往內蒙古自治區的呼和浩特博物館，參觀了鄂溫克人的專題展覽，了解了這個少數民族的歷史沿革與風土人情；后是在蘇州市的運河邊，對遲子建的長篇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認真地進行了捧讀。直觀的感受與靈魂的碰撞，使我真切地認識到，小說所展現的頑強生命力以及勇敢無畏、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獨特民風，是屬于馴鹿民族的“百年孤獨”。

“鄂溫克”是鄂溫克族的民族自稱，其意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們”。歷史上，由于居住地域的關系，鄂溫克人對大興安嶺一帶的山林，包括外興安嶺至阿瑪扎爾河、勒拿河上游等地域統稱“額格都烏日”或“額格登”（鄂溫克語意“大山”）。他們與馴鹿的關系可謂生死相依、休戚與共，“馴鹿一定是神賜予我們的，沒有它們，就沒有我們”，“看不到它們的眼睛，就像白天看不到太陽，夜晚看不到星星一樣，會讓人在心底發出嘆息的。”《額爾古納河右岸》的小說主人公（年近九旬的鄂溫克族最后一位酋長遺孀）對馴鹿的評價，可以看出馴鹿在這個民族心中的位置。

鄂溫克族是中國唯一飼養馴鹿的民族。古鄂溫克人將野生動物“索格召”捕抓之后，在長期的勞動與生產實踐中，逐步使其馴養為現在的馴鹿。鄂溫克語稱馴鹿為“奧倫”，“奧倫”善于穿越森林和沼澤地，是鄂溫克獵人的主要生產和交通運輸工具，享有“林海之舟”的美譽。在“我”看來，“馴鹿是他們行獵時的好幫手，把打到的獵物放到它們身上，它們就會獨自把獵物安全運到營地”，“馴鹿是神賜給鄂溫克人的神奇禮物，陪伴他們一代又一代人遷徙、狩獵和生存”，“每一個生靈來到這個世上，都有它們的使命，我認為，馴鹿的使命，就是拯救和陪伴鄂溫克人的”。由此可見，馴鹿是鄂溫克人的生存依伴。

馴鹿不僅是鄂溫克人得以生存的根本依賴，同時它們還是有靈性的動物。雖然它們默默無語，但是它們與鄂溫克人之間有種神奇的默契。鄂溫克人對待馴鹿就如同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不但給它們取好聽的名字，還給予百般呵護。小說中有這樣的描寫：“走在最前面的白色公馴鹿是被薩滿選出來的‘瑪魯王’，它馱載著鄂溫克人的瑪魯神。”如果偶有一頭鹿不幸死去，他們都會難過得失聲痛哭，“活了二十幾年的馴鹿瑪魯王老去的時候，鄂溫克人沉浸在哀痛之中，他們跪在瑪魯王面前，虔誠地送別。”馴鹿甚至與鄂溫克人的生死輪回存在了冥冥之中的宿命，主人公的姐姐列娜生病，尼都薩滿為列娜跳神取“烏麥”的時候，一頭馴鹿崽代替列娜去了黑暗的世界。“列娜的母親把它扔到了向陽的山坡上，她是把馴鹿仔當作自己的孩子了。”莊子曰：“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生于自然、長于自然的鄂溫克人，他們的命運也參與到了這自然的輪回當中；而同是生活在大自然下的我們，對比原始生活的鄂溫克人對自然和生靈的尊重和敬畏，也許要差強人意吧！

其實，小說的主人公“我”也是一只溫順的、慈愛的、善良的、頑強的馴鹿。從“我”的父輩到“我”的子孫，在超越百年的時間跨度里，人們經歷了清朝、偽滿洲國、二戰爆發、新中國成立、民族搬遷（天然林保護工程）等重要歷史時期，“我”既是親歷者，也是見證者，還是講述者，通過“清晨”“正午”“黃昏”“尾聲”等四個部分的講述，為世人揭開了鄂溫克人百年的生存狀態和神秘面紗。作者尤為推崇的是，“它們（馴鹿）總是自己尋找食物，森林就是他們的糧倉”，“它們知道，這些食物是它們每年都要食用的，不會一次性地一掃而光，是對大自然的尊重”。而反思我們現在的一部分人，為了自身眼前的既得利益，不惜以犧牲環境、犧牲晚輩未來的環境或他人的利益作為代價，胡亂開發、開采和砍伐，真的連一只馴鹿都不如。

馴鹿高貴而美麗，馴鹿隱秘而神奇。在難得空閑的日子里，與馴鹿面對，與文字為伴，相信大家一定會有董宇輝同樣的感受：“《額爾古納河右岸》曾經于我人生最焦灼、最迷茫、最痛苦、最黑暗的時候將我的靈魂托起，讓我在北京鋼筋水泥的森林里能夠得以喘息，讓我的靈魂飄向遠方。遠方的山和水，雖未曾見過，但那時它們抵達了我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