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非物質文化遺產管理委員會委員、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主任、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王福州在其《非遺文化形態學》中寫道：“二十四節氣的體系創立，完成于西漢前期淮南王劉安。淮南王劉安和門客研制成功的二十四節氣，收在《淮南子·天文訓》之中，在漢武帝即位后獻給了朝廷，并且得到了年輕皇帝的喜愛。”

當時二十四節氣雖然在民間流行，但還沒有形成國家意志。為此，漢武帝決定將二十四節氣融入歷法，并特地制定頒行了太初歷，其中還有《史記》作者司馬遷的功勞。據《漢書·律歷志》記載，“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漢武帝于是詔令御史大夫兒寬“與博士共議”。兒寬與博士們議后，認為可行，于是漢武帝詔令“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歷’”。漢歷是在太初元年開始施行，因名“太初歷”。按照漢武帝的要求，二十四節氣被融進新歷。這一年，淮南王劉安因冤案自殺已經18年，而司馬遷時年45歲（或35歲），還沒有遭受腐刑。

為順利頒行太初歷，新歷推行的第一年竟設置了15個月。于是，這一年的農歷是從丙子年的十月起，至丁丑年的十二月止；這一年的公歷時間段大約是從公元前105年11月26日起，至公元前103年2月9日止；這一年的帝王年號是太初元年，但實際上丙子年的十月至十二月和丁丑年的元月還是元封七年，二月開始才改元太初。

漢武帝之前的中國共實行過6種歷法，即黃帝歷、顓頊歷、夏歷、殷歷、周歷和魯歷，史稱“古六歷”。6種古歷的大致相同之處都是以365+1/4日為一回歸年，29+約1/2日為一朔望月，19年7閏。不同之處主要是以冬至為標桿，以不同的月份來確定每年的起始點：黃帝歷、周歷、魯歷是以冬至所在的月份為歲首，相當于農歷十一月；殷歷是以冬至后的第一個月為歲首，相當于農歷十二月；夏歷是以冬至后的第二個月為歲首，相當于農歷正月；而顓頊歷則是以冬至前的一個月為歲首，相當于農歷十月。

漢武帝即位時實行的歷法是顓頊歷。顓頊歷從戰國時期的秦國開始施行，至秦統一六國后推行全國，當時已有兩百多年。顓頊歷因長期使用，產生了一定的誤差，同時顓頊歷又將閏月一律設置在每年的最后一個月，稱“后九月”，極易與民間流行的節氣產生混亂。尤其是顓頊歷將十月定為歲首，給史書記人記事也帶來困難。如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記淮南王英布的叛亂事件：十一年七月，“淮南王黥布反”；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甀。布走，令別將追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根據顓頊歷，英布叛亂從起兵至覆滅只有3個月。但讀者如果不了解當時使用的歷法，可能會誤以為英布叛亂的時間長達15個月。

《非遺文化形態學》還說：“二十四節氣的研究繼承了楚人天文學成果，淮南王劉安的科研團隊又進行了詳細的觀測和推算，最終在淮南王國都‘壽春’結項完成，二十四節氣終于研制成功。”《淮南子·天文訓》透露了劉安開始鉆研二十四節氣的時間：“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淮南元年指劉安封王的第一年，即漢文帝十六年(前164年)，他的“科研團隊”也就是“八公”們大概還未能聚集。當時劉安才16歲，說明劉安很早很小就對研究星象和天文地理，以及歷法和節氣很感興趣。由于劉安的生活環境壽春縣及八公山正處在中國氣候南北方分界線上，這又為劉安研究二十四節氣提供了客觀基礎條件。

二十四節氣反映了自然界時令、氣候、物候的變化規律，也指導人們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它融進歷法之后，也更快地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因此在中國歷法史上，太初歷的頒行顯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周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