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既要珍惜機遇、抓住機遇、用好機遇，又要認清挑戰、應對挑戰、戰勝挑戰，隨時準備應對可以預料的和難以預料的，來自國內的和來自國外、境外的，來自經濟生活中的、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以及自然界的各種困難和風險，努力化挑戰為機遇、變壓力為動力”——胡錦濤

　　“到2020年，中國經濟總量將有可能接近100萬億元人民幣”。盡管近期對中國GDP超日的“批評”甚是激烈，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陳東琪講出的這個“天文”數字，仍然令本刊記者猝不及防。這意味著，按目前的匯價，到2020年前后，中國GDP將相當于當期美國GDP總規模的水平，人均GDP由現在相當于美國的十分之一左右提高到五分之一左右。

　　這位多次參與五年規劃研究和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的經濟學者，自信地為《瞭望》新聞周刊分析說，過去30年，中國GDP增長，最快三年半翻一番，最慢不到七年翻一番，“按照最慢速度翻番來算，2020年接近100萬億元人民幣是有可能的。”他解釋，“這個規模擴大，主要不是單靠資源推動，而更多靠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的貢獻，更多靠單位資源投入的貨幣價值增加，當然那時候的貨幣特別是美元和人民幣等紙幣會比現在明顯貶值。”

　　然而，這一切要變為現實，正如中共中央黨校原常務副校長、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會長鄭必堅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所說，“未來十年，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持續嚴重沖擊和世情、國情的深刻復雜變化，我們黨關于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估量和部署，是否仍然正確和繼續管用？”直白地說，中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是否還存在？還能不能繼續爭取到良好國際環境？

　　2002年底，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綜觀全局，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提出了到20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的戰略任務。

　　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十年完成了GDP翻兩番，連續超越意英法德日成為全球經濟規模第二大國家，幾近完美地抓住了第一個十年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尤其是“十一五”時期，被中共中央稱為“我國發展史上極不平凡的5年”，為第二個十年可持續的更大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現在，無論面對“承上啟下”的“十二五”，還是面對民族復興的“關鍵性”新十年，能不能在下一個十年營造、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事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最終成敗。

　　“我國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存在的基本條件和我國發展機遇大于挑戰的基本面，并沒有因為國際國內形勢新變化而發生根本性改變。”在十七屆五中全會上，最高決策層對未來十年已作出了基本結論，“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既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面對諸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

　　“這個戰略判斷關系黨和國家事業全局，有充分客觀依據和重大戰略意義。”中國社科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宇燕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中認為，實際上，未來十年對中國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辦好兩件事，一是國內穩定，二是中美關系，“我覺得時間在我們一邊，關鍵是做好內功，把‘家庭作業’做好。”

　　長周期再續繁榮

　　“按照創新和技術革命周期的變化，下一個十年，中國還處在30～50年長周期的發展階段。”陳東琪對未來的樂觀，建立在全球經濟發展的周期規律和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經驗上，“盡管‘十三五’還要看經濟結構變化和工業化情況，但新的增長動力特別是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在加快，‘十二五’還處于長周期繁榮發展期以內。”

　　“前30年，中國GDP年均增長近10%，估計未來十年年均經濟增長會在8%以上，下降兩個百分點左右。”他估計，“十二五”期間，還會有9%左右的增速，即使達到9%，也比“十一五”的11.5%下降2.5個百分點，“依據經濟周期看，‘十二五’應該是上升期，‘十三五’可能是調整期。也就是說，后五年的增速會下降多一些。”

　　他的判斷基礎是，“經濟增長的因素和動力仍然存在”，而且某些領域還甚為強勁。

　　其一，城市化繼續快速推進。2010年，中國城市化率超過47%。按照“十二五”期間每年0.8個百分點來算，增加4個百分點，到2015年前后會過半。城市化的進程會帶來巨大的投資，城市人口規模增加會帶來消費需求的增加。城市化進程中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社會事業發展以及城市服務體系的建設，都會帶動經濟的快速發展。

　　他強調，“未來的城市發展并非單一的城市發展，城市與城市之間通過軌道交通、城際鐵路的聯系，會促進城市經濟在二元經濟結構轉化過程中的快速發展，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而且，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也會加快，農民生活水平也會逐漸提高。比如農村公路、飲水設施、能源設施、電網設施、信息設施等都會加快建設。“三農問題的快速解決都會帶來經濟的快速升級。”

　　其二，工業化和信息化深化。陳東琪認為，工業化將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方面是傳統工業的產業度集中、改造升級、并購重組、技術進步加快；另一方面是中央確定的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同時，PC在城市的升級和在農村的普及、城鄉高速網的建設、三網合一等都會強勁驅動經濟發展。

　　其三，民營經濟壯大。未來十年是民營經濟發展的機遇期，發展的速度會加快。隨著創業板的推出，再加上“新36條”的出臺，將持續推動規模上已經超過“半壁江山”的民營經濟，在發展質量和市場競爭力上實現新突破。

　　其四，金融業快速發展。“這包括銀行金融和非銀行金融，也包括企業的金融活動和家庭的消費性金融活動。”陳東琪認為，當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加快以后，中國的金融產業的發展會迎來一個加速期，包括民間金融的發展和農村金融的發展。

　　其五，勞動力市場結構快速變化。一方面，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比重增加，為經濟增長提供新的支持元素。預計2011年-2020年，全國新增普通高校畢業生6600萬人以上，2020年全國高等教育人口接近2億人，占總人口的比重將達到14%左右；另一方面，用工結構會發生變化，產業結構升級引導勞動力結構升級，高素質勞動力需求擴大，從事金融服務、中介服務、各種精神文化服務、社會服務等就業人口規模會增加。

　　同時，“未來十年，世界經濟也會進入新一輪十年周期。”陳東琪認為，自上世紀80年代，世界經濟同樣開始進入了第四個十年周期，表現為美國經濟從2009年的-2.4%快速轉變為2010年的2.9%，世界經濟也達到了3.8%，“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可能都是上升期。世界經濟的真正調整應該會在新十年的后半期。”

　　“之所以作如此判斷，一是應對金融危機投下的超強貨幣會帶來超強的增長；二是調整政策已經為上升期積蓄了巨大能量；三是物價上漲較快是經濟上升期的強烈信號；四是國際市場已發生顯著變化。國際大宗商品市場CRB指數已大大超過危機前的高點，已經到600多，道瓊斯指數距危機前最高點只差15%，美國的PMI（采購經理指數）接近60甚至伯南克也認為，美國經濟復蘇比預期的要好。”

　　他綜合判斷，世界經濟增長會在2010年的基礎上持續3～5年，“將繼續為我國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

　　日本拉美覆轍難現

　　2004年8月，奧地利經濟學派信徒克拉斯穆爾·佩佐夫，在美國讀完其先師莫瑞·羅斯巴德的《美國大蕭條》一書后，將美國1920年與當時中國經濟進行比較得出結論：“中國將不可避免地陷入一次大蕭條，如同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所經歷的。”并預測，“中國的泡沫破滅將會在2008年～2009年間某個時刻發生基于我的奧運會時間點，我將崩潰確定在2009年。”

　　陳東琪隨即公開回應，以《中國怎樣在2008年前后避免經濟大蕭條》一文提出了自己的分析，以中美簡單類比，表象相似，實際情況相差甚遠，“中國經濟還是一個正在逐步完善的市場經濟，還處在轉型過程之中，它的政府干預力要比美、歐等成熟市場經濟國家更強一些，而這正是避免蕭條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力量。”

　　之后，這場激烈的學術爭辯以陳東琪勝出告終。他回顧說，“中國的確用強政府干預縮短了經濟下滑時間，盡管這個超強干預的代價也很大，但避免了一場大蕭條。”現在，類似的“崩潰論”又瞄準了新十年，比如“失去的十年”、“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等。

　　“至少未來十年，中國經濟不會像日本經濟那樣，出現‘失去的十年’，也不會出現拉美國家那樣的‘中等收入陷阱’。”對這種只看表象不研究歷史前提變化的“預測”，陳東琪不以為然，他提出了四條主要因素：人口大國，需求旺盛；人均收入較低，發展空間巨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力量很強；地方經濟增長潛力大，地方政府發展欲望強。

　　就中國實際情況與日本和拉美國家，他比較分析說，日本人口少，生產率高，易形成生產過剩和通貨緊縮。而國內消費不足，只能出口，轉為外匯儲備；就拉美而言，也有人口瓶頸，更主要的是其產業體系比較殘缺，沒有中國這樣齊備完整，“相對日本，中國人口多；相對拉美，中國產業體系具有優勢，能夠提供比較多的就業機會。再加上服務業發展存在空間，服務消費需求較大，中國內生增長性，尤其是消費的內生增長性非常強。”

　　在其看來，作為全球性人口大國和制造業大國的中國，其人口優勢和產業優勢為中國社會經濟的強勁發展，創造了有史以來世界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巨大競爭優勢。以汽車制造業為例，2008年中國汽車制造產銷超過900萬輛，2010年就翻了一番超過1800萬輛，2011年有望達到2300萬輛。汽車產業不僅從生產角度以1:10的乘數效應帶動經濟總量增長，而且從消費角度提高經濟增長的健康均衡和可持續，是一條縱橫中國制造業諸多領域的超級生產鏈和消費鏈。

　　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住房消費領域。2020年，我國城市化率將達到55%～60%。目前，我國城鎮人均住房面積為26.65平方米，城市化率每年增長一個百分點，將新增1000萬城鎮居民。這意味著未來十年，至少需要新增26億平方米的住房供給。如果目前的房地產調控和收入分配改革到位，將消費性住房變為房地產市場的主流，同樣會爆發出持久的驅動力。

　　在陳東琪眼中，汽車、住房、家電、信息、旅游構成了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一連串“發動機”，“由于電力的供給能力提高，農村電網和‘三網合一’的建設加快，這些都促使農村家電消費和IT消費的快速增加。旅游方面，以前是市民旅游，未來是農民旅游加速，原來是省內旅游，未來會變成全國旅游、全球旅游。近年來，旅游業都是兩位數增長。”

　　“未來十年，中國經濟不會崩潰。”這位諳熟于從微觀世界尋找趨勢線索的宏觀經濟學者肯定地說，“沒有理由對中國未來十年的經濟過多擔憂和恐懼。”

　　如何坐穩“釣魚臺”

　　正如胡錦濤在十七屆五中全會講話所言，“說我國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并不是說我們面前就沒有挑戰了，我們面臨的挑戰依然很多很復雜，但機遇依然大于挑戰。”對這段話，鄭必堅的解讀頗為精彩，“從來就不存在‘一帆風順’、‘吃現成飯’的所謂發展機遇。”因此，在其看來，中國未來十年的重大機遇期，要牢牢把握住，需要深刻理解認識三方面“變與不變”，作出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判斷。

　　其一，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之變與不變。21世紀第二個十年，從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沒有變的意義上說，乃是前十年戰略機遇期的直接延續；而從我國將要在這一時期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以及我國的國際地位將會提升到前所未有高度這雙重巨大變化的意義上，又可以說是新的更加重要的戰略機遇期。他把這總結為一句話，“基本面不變，而又有新的重大發展。”

　　其二，機遇大于挑戰之變與不變。鄭必堅為本刊記者回溯了21世紀第一個十年迂回曲折的歷史進程。2001年，在世紀之交加入WTO的艱難突破，使我國從此全面進入世界市場體系，極大增強了我國開放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和抵御風險的能力；同時成功應對美國遭遇的“9·11”事件，則又推動中美構建起新的共同戰略利益基礎；2008年臺海局勢轉危為安，把兩岸關系引入和平發展新階段；2008年到今天，有效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我國又與其他發展中大國一道，逐步進入國際體系和世界經濟的核心部位。

　　“經驗表明，所謂機遇從來都是由成功應對一系列危機，實現對危機的轉化而來。”他把這稱作，“危機蘊涵機遇，化危機為機遇。”

　　其三，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之變與不變。這位中國“和平崛起”理論的首倡者告訴本刊記者，應充分估計到，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在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中，國內大局的分量在愈益加重，對國際大局的影響在不斷加深，“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國在發展，中國在大發展，中國還將繼續大發展。可以說，這一條本身就是構成和影響國際大局的一個越來越突出、越來越重要的因素，也是我們將繼續獲得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根本基礎。”

　　他講述了一個“發人深省、使人開竅”的現象，“現在不只是香港、澳門、臺灣的眾多民眾在說，‘只要祖國好，大陸好，港澳臺經濟貿易發展前景就會好’；而且相當多的國際和地區經濟體也在說，只要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快速發展，中國國內市場規模不斷增大，他們同中國的貿易、投資和其自身發展勢頭就會越來越好。這個事實生動表明，中國的國內大局如何深刻影響了并將繼續深刻影響國際大局。”

　　“由此可見，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擴大和深化的條件下，發展不但是維護我們國內大局的基礎，也是深刻影響國際大局的基礎。”所以，中共中央在十七屆五中全會上再次強調：“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要求全黨“充分利用各種有利條件，加快解決突出矛盾和問題，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情”，鄭必堅認為原因就在于此。

　　“毫無疑問，我們必須更加自覺地把這一條作為黨和國家在本世紀第二個十年的重要立足點。我們堅持冷靜觀察、沉著應對也好，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也好，都要善于認識和把握這一條、用足和用好這一條。”在其看來，這就叫做“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

　　美國因素

　　“是的，世界變了。”1月25日，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發表國情咨文，從教育、科研、基礎設施以及中國市場帶來的就業，四次反省美國現狀。就職美國總統三年來，其國情咨文提及中國的次數逐年翻番，從2009年的輕描淡寫，到2010年宣戰式疾呼“我不接受美國淪為第二名”，再到2011年承認美國地位下滑的現實，折射了形勢逼人下美國對華心態的微妙變化。

　　在張宇燕看來，未來十年，中國外部環境最大的機遇和挑戰主要集中在美國，“中美關系是中國外交的大局。中國面對的國際環境變數很多，但最關鍵的就是美國變數。”這其中包含兩層意思，其一，美國繼續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能力、意愿和領域；其二，美國會采取什么樣的方式對待新興大國。“對中國而言，把握好外部發展機遇，就要對美國行為有較為準確的判斷。”

　　這位曾以美國馬里蘭大學訪問學者和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領事身份深入研究過美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者，向本刊記者講出了自己的擔心，“新世紀以前的二十年，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雖說對中國的快速發展感情復雜，但總體上還沒太把你當回事。新世紀頭十年走過來，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已形成對當今世界的重大影響。這意味著，在接下來的5～10年，西方世界有可能變本加厲地對中國采取行動。”

　　他將這些行為總結為“四化”：妖魔化中國、分化中國、西化中國和體系化中國。“最重要的就是，在貿易、環境、貨幣和投資等領域，把中國納入它們制定的國際體系內。”為了說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與中國的關系，和面對的競爭形勢，他特別提到了兩篇文章，一是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尼爾·弗格森發表在去年11月底《華爾街日報》上題為《世界圍繞中國旋轉》的文章，二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在2011年第1期《國家利益》雜志上發表的題為“ImperialbyDesign”的長文。

　　弗格森這位“G2”的發明者認為，中美在四方面面對著針鋒相對的沖突：其一，工業制造。中國的崛起和蘇聯不一樣，蘇聯從未在制造業上超過美國。但2009年，無論是工業增加值還是工業總產值，中國都已超過美國；其二，人均收入增長。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人均GDP最低僅為美國1/70，現在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為1/5，而且還在快速提升；其三，資源需求。僅2009年中國消耗的粗鋼數量就是歐美日總和的兩倍多。中國多消費就是西方國家少消費，資源問題成為零和博弈；其四，發展速度。美國為“離去的帝國（departingempire）”，中國是“到來的帝國（arrivingempire）”，一個迅速成長，一個慢慢衰落。兩個國家要尋求一種穩定的關系，難度很大。

　　弗氏最后給出了自己的結論，“冷戰持續了四十多年，蘇聯從未在經濟上超過美國。我們正在經歷的是對五百年來西方控制的終結。這一次，東方挑戰者在經濟上和地緣政治上都動真格了。北京現在可能還不是‘師父’，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們不再是‘學徒’。”

　　“美國已經全方位，而且不可避免地走上衰落之路。”約翰·米爾斯海默的判斷更加直白。他在深刻檢討冷戰后美國國家政策失誤的“ImperialbyDesign”一文中，“惋惜”地哀嘆：

　　“在9·11事件發生之前，布什政府曾意識到，美國未來幾十年面對的最嚴重挑戰很可能來自崛起中的中國當然，美國會在全球范圍內抑制中國的崛起。然而主導全球的企圖迫使美國要在全球范圍開戰使得我們難以集中力量對付中國。”

　　“如果人民共和國以過去三十年間的方式，在未來幾十年繼續增長的話，它很有可能將經濟實力轉變為軍事力量，并嘗試像美國領導西半球那樣主導亞洲。沒有哪個美國領導人愿意接受這個結果，這意味著華盛頓會尋求遏制北京的戰略，并阻止其成為地區霸主。”

　　“在抑制中國方面，美國必須扮演主要角色如果美國不再被不必要的海外干預所弱化，它將更有能力來壓制北京的野心未來的預算應當大規模向空軍和海軍傾斜，因為它們將是對付中國崛起的主要力量。”

　　這位進攻型現實主義“鷹派”學者，以“布局帝國”的口吻提出重建針對中國的霸權優勢：以離岸平衡戰略，從外圍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沖突中脫身，集中精力于美國利益至關重要的歐洲、東北亞和波斯灣，壓制潛在霸主。具體到東北亞，他說，美國在保持自己實力的同時，盡可能讓其他國家付出成本，“領導”印度、日本、俄羅斯、新加坡、韓國以及越南，圍堵中國。

　　逼出一個“利害共同體”

　　這份咄咄逼人的方案，至少在目前已多少超出了美國能力，甚至有損美國長遠利益。張宇燕介紹說，“其實，美國自己也是一肚子苦衷。”且不說國內赤字、債務、養老、改革和移民等難題，在過去二十年縱橫捭闔的國際安全和全球經濟方面，美國也常常捉襟見肘。對美國能否玩得起這個大游戲，許多人已開始越來越懷疑。

　　做世界“老大”，美國付出的成本越來越高。小布什政府負責亞洲事務的前官員告訴張宇燕，美國每年六七千億美元軍費，百分之七八十用于海外。“奧巴馬仍然講，美國不做老二，一方面是不想做，另一方面是做不了。”張宇燕解釋說，“美國一旦成為老二，就會迅速地滑向老三、老四、老五因為一旦成為老二，那些支撐其霸主地位的關鍵因素，如國際分工優勢，特別是美元霸權，就會一下子垮掉。這有點像蘇聯，一旦和美國爭奪世界老大失敗，想在老二位置上安穩地呆著，相當困難。”

　　在遏制中國問題上，應該講，美國也是顧慮重重，其原因在于這樣做的結果，很可能是雙輸，同時雙方都輸不起。英國就是因為參與兩次針對德國的世界大戰，透支了國力而導致徹底衰落。對此，作為最終受益人的美國再清楚不過。“如果全力遏制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而自己拖垮了，暫且不論中國是否垮掉，同時其他競爭對手因此做大。這絕非美國愿看到的結局。”張宇燕說。

　　在貨幣問題上，按照美國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前主任勞倫斯·薩默斯的說法，美中形成了一種確保相互摧毀的“金融恐怖平衡”。中國用自己的外匯儲備支持美元霸權，同時自己也從美元主導的世界貨幣體系中獲得了發展。盡管最初很可能是無意識的，而且是建立在雙方嚴重缺乏戰略互信之上的，但這種平衡業已形成。現在，人們的擔心是，隨著國際格局快速變化，這種恐怖的平衡最后能持續多長時間？

　　在國際分工和貿易上，中美兩國的互利性已成為常識，盡管競爭無所不在。

　　這里特別值得提到的是，中國有限且有效的核打擊力量，也是誘使或迫使中美兩國把戰略競爭限制在雙邊或多邊規則的制定過程中的原因。畢竟，中國具有核反擊能力，可以有效避免核訛詐。

　　而在規則下博弈，最終的勝出者，還是勞動生產率相對多、社會穩定性強的國家。中國作為一個開放體系，已深入參與了全球經濟分工，更是世界最大的單一市場，這便為中國的勞動生產率提高，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基礎。蘇聯最終被拖垮，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市場規模太小。

　　“從歷史上看，美國處理主要威脅很有一套。”回顧美國一百多年來的霸權爭奪，張宇燕認為美國干得的確精彩：與當年的“宿敵”英國的博弈，就是怎么處理老二的典型問題。

　　美國當時實力已經是第一。在“名未至，實已到”的情況下，它采用靜觀其變的方式，先讓英國消耗于歐洲大陸的霸權競爭，后在“老大”筋疲力盡的時候，于戰爭后期用武力幫助英國打垮德國和日本，以“人類英雄”和“世界救星”的形象當仁不讓地成為新霸主。

　　在隨后的冷戰中，美國用遏制處置蘇聯，即在相互摧毀的核恐怖平衡之上，通過經濟上隔絕蘇聯與世界市場的聯系，抑制其增長潛力，同時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全面競爭，最后把蘇聯“熬”垮。

　　“對今天的美國而言，如何處理中國，是一個全新的挑戰。”在張宇燕看來，美國既不能像處理德國和日本那樣斥諸武力，也難以像處理蘇聯那樣用市場和效率拖垮對手，“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和美國在現實利益上的交集已經很大了。”甚至米爾斯海默也承認，大規模遏制“不是一個明智的決策”，因為“壓制一個強大對手所付出的人力和經濟的代價可能極為高昂”。

　　張宇燕稱自己隱隱約約感覺到，盡管不情愿，美國最終還是會不得不接納一個崛起的中國，“按照美國傳統中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思想，盡管有文化隔閡，我個人覺得美國能夠接受現實。這里，關鍵在我們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對于這個“自己的工作”，鄭必堅的理解就是，做到審時度勢、因勢利導、內外兼顧、趨利避害，善于從國際形勢和國際條件的發展變化中統籌把握發展方向，用好發展機遇，創造發展條件，掌握發展全局，“不斷擴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匯合點，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的‘利益與利害共同體’。”也就是說，讓不斷發展和創造的現實，最終使美國認識到，中美利益多于分歧、中美合作勝于沖突。

　　布局中國

　　“未來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核心問題，簡單地說，還是‘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這兩件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某些方面再想養晦也養不了了。也就是說，未來中國面臨的西方國家‘四化’壓力會越來越大。”不過，張宇燕認為，“也正是因為中國分量大了，許多時候西方奈何不了我們，“遇到大事的時候，小平同志講，首先要‘穩住陣腳’。”

　　他告訴本刊記者，中國未來十年的外交重點，應聚焦于“離岸安全”和“全球角色”之上。“離岸安全”指的是，保護我國海外市場、大宗商品供應及國際投資安全；“全球角色”則涉及中國在全球事務中的定位和功能。

　　按照張宇燕的設想，“中國的全球角色大致有三種：一是努力推動多極化，使中國成為多極化世界中最有分量的成員之一；二是在一個日益由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國家組成的‘二元世界’里，通過與其他新興大國的合作而建立更為公平公正的世界秩序；三是中美之間的有效協調。

　　為此，他提出了一個“十二字”策略：分散壓力，邊際改革，理性妥協。

　　他解釋說，盡管許多國際規則或約束的矛頭都直接指向中國，但其針對性總是涉及其他國家，“這自然為我們創造了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的機會，使我們受到的壓力得到分解。對于當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我們的基本態度是接受和參與，而非拒斥或全盤改造。”

　　“有條件接受和參與對發達國家更有利的秩序，并不意味著不去改變，而是在邊際上逐步地改進。換言之，在建立新的、更公正和更合理的國際秩序過程中，我們要有打‘持久戰’的準備，和‘積小勝成大勝’的耐心。”張宇燕舉例說，“比如IMF的投票權，贏得3個百分點的意義不在于數字，而在于打開了制度改進的大門，擁有了繼續改革的突破口。”

　　“中國綜合國力的迅速提升是事實，中國與發達國家力量對比仍然是“敵”強我弱同樣是事實。”張宇燕認為，我們的立足點應該是中國的長遠利益，為此，該讓步時還得讓步，“對于讓步，有些人斥為投降，但明智的妥協在許多場合，是遵循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邏輯。有時候，在不損害自身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通過理性妥協而贏得和平發展的時間空間，和分散壓力與邊際改革一樣，就是‘有所作為’。”

　　據張宇燕觀察，金融危機后，尤其是看到應對危機中中國國力不降反升，西方開始重新認識和認真對待中國了，“我的基本看法是，雖然在建立互信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中美兩國終會發現，‘門當戶對’者，唯有對方。”

　　也就是說，未來十年，中美關系有可能在某個時刻達到一種更加緊密的動態平衡。“現在，至關重要的問題還在于國內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這讓他想起了一句話，“要想維持現狀，就必須有所改變。”

　　在這個意義上，張宇燕希望期盼國家強盛并努力為之工作的國人，認真理解十七屆五中全會文件中的這句話，“能不能始終牢牢抓住機遇、積極用好機遇，推動科學發展，是對我們黨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也是對我們民族自強能力的重大考驗，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成敗，關系中華民族前途命運，關系黨和國家長治久安。”□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王健君 王仁貴 尚前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