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視、巡察的鏡頭，無處不在，鏡鑒也不可或缺。由貼近而具化，往往離不開對身邊人和事的把握，甚至撲面而來的鄉土味的感同身受。

明朝的監察之鏡，投來目光。閱讀《明實錄》、《明史》、《壽州志》等資料，一位移居壽州的巡視官，一位大明王朝的鄉鄰款款而至。

萬歷十三年（1585）閏九月十二日夜，壽州古城。伴隨一個嬰兒降生的哭聲，給由桐城移居壽州的方家平添喜氣。

這一年，離大清紀年不到60周年。一個甲子的循環，一個挨過“知天命”的“花甲”時段，拷問王朝的更替，讓無形的靈動承擔著有形的撕心裂肺。

這個小主人就是后來名震朝野的巡視官方震孺，成為我探視晚明監察體制的一個窗口。

方震孺，字孩未，又字心念，號念道人，桐城人，移家壽州（今安徽壽縣）。他七歲能詩，十七歲父親病故，與母親相依為命。二十一歲那年，受軍人賈輅誣告，因“軍田事”受審，幸虧有師尊張鶴鳴相助，才得以脫險。參加鄉試，又因“復被”而落第，直至萬歷四十一年（1613）才考中進士。當年七月館選，大學士葉向高很器重他，可他在離館選僅差兩天之際，突然聽說母親病重，毅然放棄機會，匆匆趕回壽州，侍養母親。

母親病愈，方震孺得以選任福建沙縣知縣。在沙縣，他發現屠牛祭祀成風，影響農耕，采取多種手段革此陋習。興學解困，重視民生，“兩舉卓異”，當地人為其建生祠，以示感恩。解沙縣任時，他在縣衙門旁寫道“別我還應想春日，問渠曾否擾秋毫”的詩句，留下一腔浩然正氣。

選為御史，得益于為政沙縣的親民利民。“言官”有傳導社會輿論場的責任。“第三方”的立場，正是方震孺所彰顯的監察體系的價值所在。明朝的科、道監察體系值得探究，“言官”的光芒能否照亮“王朝庭院”？外有來自北方的邊關危機，內有魏忠賢閹黨與東林黨的爭斗，他無意間陷入其中巨大的漩渦。

《東林點將錄》給他起個諢號“活閻羅”。《元明事類鈔》卷16則記有《羅剎成佛》，說的是方震孺被魏忠賢黨陷害入獄，欲置之死，獄卒“佐公飲啜”施救，方公疑惑。獄卒說，“此我妻聞公精忠，手治以獻者也。”方公因賦“羅剎成佛”詩以贈之。閹黨誣其為“活閻羅”，民眾卻奉之為佛，這種差距是需要丈量的。

小說家給他起個綽號“方瘋子”，說他干事瘋狂，比如遼東戰事吃緊時“一日十三疏”。一個“言官”，如此而為，不“瘋”嗎？素有“通儒”之稱的鳳臺知縣、署壽州事李兆洛，對方震孺的評價是：“心者，身之主也；四肢百骸者，心之衛也。心惝惘而不靈，饑飽之不知，寒熱之不辯，榮衛否隔，陰陽舛憤，甚者賊風沴氣，直襲藏府，小亦手足掣曳，拘攣乖反，猶復毒視藥石，仇視和緩，及其一蹶，委之大命，可勝悼哉？按粵《筆記》于一文牒、一決罰，具有裁量，知先生學問邃密，心和而氣平，固非慷慨任事以敢果自為者也。”

天啟五年（1625年）七月，方震孺被送刑部擬罪，且在獄中不穿囚服，飲酒笑傲。不服，層層加罪，“永戍”、“擬絞”、“原絞加斬”，誰解其中味？不正常的境遇，在獄中的東林黨如楊漣、左光斗等十余人相繼自殺或他殺，他卻九死一生。

方震孺獲罪的起因，在于請命巡按遼東，被按個失守遼東之責。遼東軍事主官經略使熊廷弼與巡撫王化貞不合，前者被指有東林黨作“靠山”，后者有閹黨魏忠賢“撐腰”，不能協同作戰而慘敗，方震孺只是個撫恤關外前線將士的“賁恤御史”，建言不斷又奈何。戰敗的將軍祖大壽怕問責，逃到一個島上，險些被敵方利用，方震孺孤身涉險，硬是把祖大壽勸回到大明的懷抱。方震孺盡力了，“晚明”之“晚”絕非僅憑方震孺一人之力可“改寫”的。

崇禎皇帝登基后，方震孺被釋放出獄。

方震孺在獄中自編《年譜》，述及家庭之變故、仕途之曲折、成因之辨析，如遺言般沉重。并自序說，“《年譜》非先生自筆不可，必先生自筆而后可悲與可敬者，委屈肖像如寫生然，要亦不過自存其本色耳。”

好個“存本色”！

當時，他是個死刑犯，想表達什么？關節點在于辯誣。與《年譜》相呼應的，還有《報恩錄》與《禍由錄》。是讓活著的親人記住恩人，抑或禍起于誰？他抱定恩怨分明，還人生一個明明白白。

崇禎八年（1635年）正月，壽州知州空缺，他以一介布衣挑頭守壽州城，力保一方贏贊譽。知州、知府、巡撫、總督，層層舉薦難回音，反復查，核反復，一晃又是七八年過去了。

崇禎十六年（1643年）“復出”，任嶺西道參議，親歷一線，查明真假藩王案。

京都的宮殿遠矣，梅山替代江山，崇禎皇帝作最后的告別。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七月，南明福王立，拜疏勤王，不準。九月，擬派“狼兵”入衛，不準。南明當權者拋棄了他，而他卻無悔于大明，“憂憤”而死，陪同他“復出”任職的二兒子也蹈海而去。生于大明，寧愿死于大明，大明不該明白嗎？

認知，是行進者的必然選項。

方震孺除在沙縣任知縣外，主要在都察院所屬崗位上任職，如監察御史、按遼監軍及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總體上是一個督察官、巡視官。

“晚明”是悲壯的，方震孺是悲壯的，個體與王朝如何攙扶而行？李兆洛在編輯《孩未方先生遺書》序中說：“嗚呼！明之亡也，其小大臣工，精神皆渙散而不相攝，各圖其私以茍旦暮。或更幸人之敗，以自售其言，于國家利病固弗恤也。”“晚明”不只是“晚明”，不只是要我們追尋歷史現場，而是要讀懂歷史的“波光”。

歷史記住了方震孺。方震孺29歲中進士，踏上仕途之路。在沙縣任知縣不足四年；任監察御史、巡按遼東，一年零五個月；入獄兩年多；“復出”任嶺西參議、廣西巡撫等，兩年。南明政府偏安于南京，請命勤王不準，憂憤而卒。累計任職時間，不足八年。這就是一個真實的方震孺，豈料成為私利綁架“言官”的犧牲品。

值得品味的是，方震孺在廣東留下了工作《筆記》三卷，曰“決疑”，曰“定難”，曰“平反”。其中，他在“平反”前言中說，“余被魏黨羅織，曾體備三木矣，豈曾為浪子而遂忘客哉？是故集‘平反’。”這既是為他人平反，何嘗不是為自己留下“證言”？

方震孺以八年的工作實踐詮釋一生，甚至對一個王朝作一次別樣的告別。

他匆忙而去，后來者給他作了一個“盤點”——

明末清初，韋際明編《方孩未集》一卷。

清朝前期，請入廣西名宦祠。

嘉慶十八年（1813）十月，時任鳳臺縣令兼署壽州事李兆洛編輯《孩未方先生遺書》。

道光七年（1827年），請入壽州鄉賢祠。

鏡鑒者自省。審視歷史，需要真性情、大視野。方震孺，早已交付于王朝的車輪，壽州人甚至國人至今仍在傳揚他，因為他詮釋出忠誠與使命。(孫友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