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棄其余魚”的道家智慧與精神

“棄其余魚”是出自《淮南子·齊俗》中的成語，也是一個與中國道家先賢莊子有關的歷史文化典故。

《齊俗》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莊子的好朋友魏國的相國惠施途經“孟諸”這個地方，隊伍前呼后擁，“從車百乘”，好不煊赫威風。莊子看到后，卻深不以為然，故意將自己碗中沒有吃完的魚倒掉，以示對這位愛慕虛榮，浮華不足的朋友的諷刺和批評。

《齊俗》中記載的這則莊、惠故事，在南北朝時期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中也有提及。無論是早出的《淮南子》，還是后有的《顏氏家訓》，在使用“棄其余魚”的成語典故時，都意在比喻為人應該節欲知足，而非貪心不止。

從“棄其余魚”中，我們實際上能夠感悟到深刻的道家人生智慧與精神，因為它不僅告訴我們，人生要能知取舍、守本心、善處世，而且也警示我們世俗物欲無有止盡，如若不知反省，只會喪性失情，迷心不返，變為浮華物欲的奴隸，找不到自己人生真正的快樂和意義所在。

莊子和惠施是極好的朋友，都極富辯才，平生交往頗多，二人之間也有相知相得之誼。但惠施長期從事政治活動，身為魏國的高官，功名利祿之心很重，雖然能與莊子這樣的布衣之士相交游，但畢竟人生理念及生存環境有著很大差異。因此，惠施與莊子之間在精神層次存在一定的距離，二人所追求的人生理想目標與狀態迥然不同。

在莊子看來，“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真正的有道之士必然能夠“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對世俗的富貴功名有著超脫性的徹悟與放棄，不再將其看作是人生真正追求的價值目標。相反，有道之士深刻懂得老子所言：“知足者富”“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人生哲理，能夠不“以物為事”，最大程度上節制欲望，淬棄淺薄的虛榮之心，將自己身心的善待暢適視為最根本的人生價值理念與追求。莊子之所以會“棄其余魚”，并非是出于狹隘的嫉妒心理，羨慕朋友的權勢地位、榮華聲威，而是在內心深處表達出一種深刻的“不認同”，嘆息朋友仍然在精神上局限于貪戀物欲、心迷利祿的人生困境，身在其中而不知反省和解脫，如此以往，只能是身為“悲人”，難逃為人之“累”。

莊子認為，人生真正的快樂來源于自我身心的自在解脫，而非世俗的“富貴壽善”“身安厚味”“美服好色聲音”。如果人們只知將自己的快樂寄托在這些物欲化、功利化的外在享受上，那必然是“苦深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的消極狀態，導致身心疲累，無法輕松自適，獲得真正的精神愉悅。因此，“從車百乘”的惠施，在好友莊子眼中，雖然看似享受到了物欲化的“俗樂”，但他卻根本體驗不到來自人生內在需求的精神“至樂”。

“棄其余魚”，莊子所“棄”的不是“魚”，而是“余”！身為現實世界中的普通生命個體，莊子也無法擺脫物質生活條件的限制，同樣需要解決自身的衣食住行問題。但是，莊子深刻地明白：過度貪慕追求那些超出于自身生存需求的外在物欲，最終只會“異化”自我的精神生命，將自己變為“欲壑難填”的物質奴隸。莊子用道家“知足常樂”的智慧與精神為自己的現實處世行為畫出了一條理性的“邊界”，用“棄”“余”作為根本的人生取舍之道，以此實現精神自由與獨立的生命理想。也由此可見，盡管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惠施常與莊子并提而論，實則莊子的人生境界要遠高于前者，二者之別猶如“鯤鵬”之于“燕雀”！

莊子曾與惠施還有過“濠梁之辯”的著名公案，這也是一個與“魚”有關的故事。“濠梁之辯”看似是二人圍繞“子非魚，安知魚之樂”的論辯游戲，但如深入思之，卻可發現：惠施所說莊子“非魚而不知魚”的看法，真正意義上反映出他與后者精神層次與境界的差異性！因為莊子討論的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哲學命題或邏輯議題，而是他所信仰與堅守的道家人生理念。如果沒有“棄其余魚”的“知足”智慧，莊子又如何能與濠梁之“魚”實現天人合一、人魚相融的自然“物化”境界呢？只有不著于物、不迷其心的有道之士，方能與“萬物”為友，體會到一種超脫性的精神快樂，獲得源于“磅礴萬物以為一”的價值充實感。

我們今天重新玩味《淮南子·齊俗》中“棄其余魚”的成語典故，從中既能感悟到莊子為代表的中國道家先賢明悟人生、善于取舍的智慧所在，也能在千載之下，依然感受到他們素潔自守、灑脫不俗的人生風采！這實在是令人不由心生欽慕之意……（高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