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社會建設的重要論述，為我們開展社會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

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領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以前我們一直講社會管理，現在講社會治理，要害就在“治”上，但治的落點是“理”，即疏導、理順、化解，是公平、秩序、安全、共享、幸福等；而全面從嚴治黨，要害也在“治”上，但治的落點是黨組織，就是使黨組織有領導力、組織力和融合力。也就是說，治黨是強組織，治理是順關系，兩者融合就是在黨的領導下，理順各種社會關系，使人與人和諧相處、社會安定有序，實現“共建共治共享”。所以，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

以前我們叫的社會管理，帶有管制、統治的意味在里面，是自上而下的管，上面的管下面的，主要采取命令的方式、行政的方式，是單向度的、單一性的。而治理，它的意思就發生了變化，強調的是一種多元的綜合性管理格局。在這種格局下，實際上有多方共同參與管理，不是只有一個管理者去管大家，而是有很多個人、很多組織都參與到這個管理格局當中來，大家一起來共管，調動各方積極性，“形成人人有責、人人盡責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比如農村，社會治理就有這么一些特征：一是主體的多元化。管理過程中不是只有黨組織，或者只有村委會一個主體，而是在黨組織領導下，村委會組織(自治主體)、社會組織(社會主體)、經濟組織(市場主體)都以獨立的主體、獨立的行動者參與進來，相互之間是合作的關系，共同商量一些規則和分工，所以叫“社會協同、公眾參與”。二是機制的協商性。現代治理強調的是一種在民主基礎之上的協商性，村內的事務更多地通過協商民主的方式達成，比如“四議兩公開”，就是很好的協商機制。三是參與的普遍性。這個普遍性就是各類組織和人員都廣泛地參與，而在我們過去的管理體系中老百姓都是被動的，他們參與很少，其他的社會組織發育得也不好，參與不多。事實上，基層社會治理能不能達到現代治理的標準，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看老百姓的普遍參與程度如何。四是范圍的廣泛性。治理的范圍很廣，從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中可以看出，化解矛盾糾紛、公共安全、防災減災、社會治安防控、打擊黃賭毒黑拐騙、社會心理服務等，都是社會治理的范疇。(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