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和鳳臺縣新四軍研究會的部分成員，前往坐落于潘集區的鳳臺縣抗日民主政府紀念園參觀。當我來到潘集地區革命歷史紀念館，在抗日烽火欄目里，看到了當年侵華日軍屠殺當地群眾時，而想起了近半個世紀以前，太奶奶給我講起了一個故事。

在我小時候，我家前院有一棵上了年代的老柿樹，每年到了寒露季節，樹上便掛滿了又大又甜的果子，遠遠望去，火紅一片，如霞似火。這棵老柿樹是我堂伯父在他12歲時，在我家老宅子前院栽下的，幾十年過去了，它每年結出又甜又紅的果子來……令人想起那些遙遠的往事。

那是1933年7月，我堂伯父初中畢業，同他的老師和另兩位同學離家出走，臨走對鄰里說：“到外面闖蕩一段時間再回來。”我太奶奶天天想，月月盼，不知掉了多少眼淚。后來，她聽說我堂伯父跑到江西中央蘇區參加了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后，大部隊開始長征，因為他的左腿在反圍剿一次戰斗中受了傷，同其他的傷病員留在深山里打游擊。

八年過去了，皖南事變后，即1941年4月，我堂伯父隨部分新四軍突圍來到了江北。當他穿著一身灰色的軍裝，背著長槍來到老家，我太奶奶見了他，悲喜交集，站在我堂伯父身邊的一位姓趙的營長，對我太奶奶說：“大娘，你孫子小胡參加了我們共產黨的隊伍，專門打日本鬼子，替我們這些窮人報仇，他還是我們營的偵察班長呢。”

這一年秋天，我堂伯父吃到了家鄉的柿子，也是頭一次吃到了他親手栽下的柿樹上結出的柿子，每次行軍打仗離開家時，我太奶奶總是在他腰包里給他裝些干柿餅。

這支部隊，在我們家鄉住了一年多，第二年秋天，日軍糾集了一萬余人，對我抗日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秋季”大掃蕩。為了配合外線作戰，打好反掃蕩這一仗，我堂伯父所在的部隊又要向北開去。臨走時，我堂伯父看到樹上還未成熟的柿子，對我太奶奶說：“奶奶，看來今年我吃不上這棵樹上結出的柿子了，到時候給我曬些干柿餅，等我打完了日本鬼子回來再吃。”

從此，我堂伯父和家里斷了音訊……。

1949年1月12日，鳳臺縣解放了，人民解放軍進了鳳臺城，我太奶奶一把拉住我太爺爺的手，飛快地跑到廣場，打起腰鼓，扭著秧歌，慶祝解放。

過后，太奶奶同太爺爺一起到縣里駐扎的部隊上找我堂伯父，部隊的一位首長翻開冊子查來查去，沒有找到我堂伯父的名字。最后，這位首長語重心長地對我太奶奶說：“大娘，我們這支部隊沒有這個人，等全國解放了，我們一定幫你老人家找到。”

1951年2月，當我太奶奶得知我堂伯父犧牲的消息后，她痛哭流淚，由于精神上受到打擊，像變成另一個人似的，整天呆呆地望著那棵高高的老柿樹。

每到柿子成熟時，我太奶奶總是把曬干的柿餅，拿上幾個放在我堂伯父的遺像前。

1980年清明節的前一天，一輛吉普車突然在我家的門口停下，只見一位年近7旬的老人，在兩個軍人的陪同下，來到了我太奶奶的家，我太奶奶戴著那只老花鏡望來望去，總是認不出來。后來，還是這位老人開了口，對我太奶奶說：“大娘，我姓趙，當年我就和你孫子小胡在一個營當兵。”當我太奶奶向他問我堂伯父犧牲的經過時，這位老人眼淚頓時流了出來。他向我太奶奶介紹說，那是1943年冬天的一個傍晚，他們在執行一個任務，當路過（今潘集區田集）一個村莊時，正巧遇上了鬼子一個小隊的搶糧隊，由于躲閃不及，便交上了火，我的兩名隨從隊員同敵人激戰時，不幸遇了難，當時我和小胡邊打邊撤，敵人窮追不舍，小胡為了掩護我，他一個人朝一個相反的方向跑去，吸引敵人。后來，他犧牲在壩堤下的一個蘆葦叢里，等鬼子離開后，我來到他的身邊，他就說了一句話：“首長，我死后，讓我奶奶把柿子放在我的墳前，也算我吃到了家鄉的柿子了。”就這樣，我堂伯父離去了，當時他才27歲，他犧牲后，沒有留下任何遺物。

1981年9月，我離開了老家出去工作。當我要離開時，那棵老柿樹，上面掛滿了又紅又大的柿子，我提著行李，站在那兒呆呆地出神，年近九旬的太奶奶也拄著拐杖來到了我身邊說：“娃兒，你到了那個地方，要像你堂伯伯那樣，好好地工作。”

我提著行李，依依不舍地離開了家鄉和那棵掛滿果實的老柿樹。當我走到一面山坡，回頭遠遠望去，自家的那三間破草房不見了，只有那棵老柿樹還迷離地飄蕩著一點點的火紅色，像晚上的星星一樣，頻頻地向我招手告別。

每逢中秋佳節，我總是拿起幾個柿子，放在我堂伯父的遺像前，以懷念他在天之靈。

我的太奶奶是1987年11月8日下午去世的，終年96歲。臨終前，還喊著我堂伯父乳名，去世后，手里還握著一個柿子，那雙眼睛沒有閉上，望著門外那棵高大而又粗壯的老柿樹。

2007年冬天，我們老家東湖村由于開發，蓋起了高樓大廈，那棵有著近80年樹齡的老柿樹也無一幸免。(胡仲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