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壽縣東南鄉油坊店（現屬長豐)。住宅是座三間前后開門的土墻茅草屋。時過境遷，已不復存在了。但是，草屋的燈光在那黑暗的時代，曾照耀一方，給后人留下難忘的記憶。

祖父是個貧苦農民，懂點中醫，會把把脈，扎扎針，醫治一般小病。不過在缺醫少藥醫療極其落后的年代，在當地還算有些名氣，人們尊稱他，“老周胡子”。聽祖母講，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春的一天，村里來了一位“游醫”，身穿長大褂，頭戴西瓜殼帽，提著藥箱，上門造訪祖父。他自言是從山西跑日本反過來的。兩人初次見面，自然是講給人看病的事，談得很投合。以后每隔一些時日這位“游醫”就來和祖父攀談。漸漸熟識了，他要同祖父在我家合開個醫療室，不僅給當地人看病，也接診外地病人，（暗指新四軍游擊隊的病號)。經過商量，便談妥了。在多次接觸中，他感到祖父很開明，思想進步，交談的內容逐漸多了，不僅論醫，還議論時事，有時還抨擊國民黨不抗日，丟了東三省。他意識到祖父傾向共產黨抗日救國，便自稱是新四軍的“衛生員”，提出在我家設個地下聯絡站，并請祖父掛名任“站長”，祖父欣然答應了。

聯絡站對外還是“醫療室”。祖父以“看病先生”做掩護，外出給人看病，搜集情報，傳遞情報，宣傳抗日救國，宣傳共產黨抗日政策。在這里，首先受到教育提高覺悟的是我父親。父親主動要求參加新四軍打日本；祖父很高興，就親自送唯一的兒子參加了新四軍。周姓宗家和親戚無形中受到影響，不少青年要求參軍抗日。聯絡站，為革命隊伍輸送了三十六名戰士。（以后犧牲了七人)后來得知，那個“游醫”“衛生員”原來是新四軍路西獨立團的政委楊效椿。

當年，家鄉是半淪陷區，也是新四軍游擊區。新四軍、國民黨軍及日偽軍三方常在這地方拉鋸戰。每當新四軍游擊隊打過來，一些領導就到聯絡站開會。明亮的油燈常常徹夜不熄。每當有“客人”來，不管白天或黑夜，祖母總是忙得不迭，燒水做飯，熱情招待。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去拜訪市里領導孟省陽，他說:“打游擊時，我在你家吃過飯，你奶奶好熱情啊”。祖母得知外地病人大多是新四軍子弟兵，更加關懷照顧，送茶送飯，問暖問寒。被稱為“好媽媽”。抗日戰爭勝利后，蔣介石積極準備發起內戰，加劇白色恐怖統治，從城市到鄉村，從機關到學校，到處安插特務密探，甚至飯店旅社和浴池的墻上都貼有“莫談國事”的標語。父親參加革命后，長期不在家，引起敵特和地主走狗的注意，經常有人來打聽我爸的下落，祖母總是說：他到外地做苦工去了，哪知道在哪里。我五歲那年，（母親已去世)除夕傍晚，我看見村邊有幾個拿槍的人，就趕快去告訴祖父；爹爹背著我，奶奶抱著幾個月的弟弟立即從后門逃出去；在泥濘的田埂上跌跌撞撞跑了幾里地，到一個親戚家躲起來。經常東逃西躲，惶惶不可終日。

一九四七年冬天，祖母大病，父親著便衣夜晚潛回探視，不料被敵特發現逮捕，押倒吳山廟，反革命分子為抓到一個“共產黨”，瘋狂慶賀，大擺宴席，把父親捆綁在桌底下，狼狗們在上面猜拳吃酒，大喊大叫。父親憤怒痛罵，并把酒桌頂翻。壞蛋們氣急敗壞，對我父親棍打鞭抽，打得皮開肉綻，威逼父親供出同事和黨的秘密，父親怒斥道:“妄想！想從我嘴里得到什么，除非太陽從西邊出！”。反動派害怕新四軍游擊隊打過來營救，第二天就將父親殺害了。父親滿身是血，拖著沉重的腳鐐手銬，昂首挺胸，高喊“中國共產黨萬歲！”“打倒蔣介石反動派！”，慷慨就義。正氣浩然，感天動地泣鬼神！

父親犧牲后，楊效椿帶著一班人，由趙凱和董皖北陪同，來到我家慰問。他對祖父母說:“周道賢同志是好同志，是優秀黨員。您二老養育了一個好兒子。他是為革命為人民光榮犧牲的。道賢走了，我就是二老的兒子。”拉著我說:“這孩子就是我的女兒”，給我起名叫新端，他說：新的開端，新中國新社會就要來到了。后來楊伯伯經常給家里送生活用品，十分關懷我們。

新中國成立后，縣委和縣政府為我父親立碑紀念，上刻“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祖父從不邀功，不愿出去當官，仍舊種田行醫，守著老屋過平民生活。我蒙黨關懷，將我送到“安徽省皖西烈士子弟學校”讀書和生活。祖父病逝后，政府將祖母請進“壽縣烈屬養老院”，安度晚年，此后，我再也沒回老家住過。

茅草屋不在了，可是它的燈光永遠亮在我心中。(周新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