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受命之初

至今許多人不了解，淮南礦區地下黨為何屬于南京地下黨領導，為此特做說明:

我原是由淮北區黨委蚌埠市工作委員會書記徐宗田領導，抗戰勝利后，屬于蘇皖邊區七分區城工部部長姚克領導，在蚌埠、鳳陽、臨淮關一帶做秘密工作。1946年初，敵軍進攻泗、五、靈、鳳地區，城工部機關北撤，我與組織上失去聯系。當時敵人瘋狂向我蘇北解放區進攻，我估計在短時期內無法與城工部取得聯系。同時由于我過去的工作活動面廣，熟人較多，其中有些人在抗戰勝利后投靠國民黨三青團，有的還參加了藍衣社，曾參與破壞了我們在鳳陽的地下組織，仍在對我四處搜捕，我如不向較遠的地區轉移，很難長期隱蔽。淮南三鎮是個較大工礦區，這里集中了大量的產業工人，是地下工作最好的活動場所。再者這里離蚌埠、鳳陽等地不遠，交通方便，可以繼續設法找城工部恢復聯系。因此，我于1946年9月份來到淮南大通，投奔老友林志廷處落腳，不料同鄉舊友趙厚基(即趙敏)也在那里，并且邀我住宿他家。趙在鳳陽已聽說我是被國民黨追捕離家的共產黨員，但他毫不猶豫地掩護我，在同事中只說我是到礦區謀生的。于是我在淮礦得到了初步的立足點。不久，在九龍崗煤礦局礦務處工作的工務員徐厚錕又邀我到他家去住，此后又認識了丁公望、戴翌佐、劉子川、陶祖耀等人，并由丁公望幫助在礦局總務處庶務課謀取一個管理工的職務，擔任抄寫、記賬等工作。至此，我獲得了公開職業。

1946年10月至11月，在我與友人的通信中，得知紀浩同志已經進入南京。我便寫信給他說，由于戰亂，我與家人失散，母親不知道到了何方，請他替我尋找。他回信答應了我的請求。12月份，他奉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的委派，來到了淮南礦向我傳達了南京市委的決定：同意我恢復組織關系；由南京市委領導；今后即在淮礦地區開展工作；由紀浩同志擔任聯系人。

我立即表示接受。我站穩腳跟后，就以閑逛、參觀為名，跑遍了淮南三鎮，對國民黨黨、政、軍、警機關，各個廠礦工人、職員的經濟情況、思想狀態，以及重要建筑設施、地理情況等，做了廣泛了解，同時結識了許多新朋友。從調查了解的情況來看，我確定了要做的工作和應采取的方法。

首先是深入群眾廣交朋友，向生產部門和產業工人方面滲入。

其次，大通礦是當時的生產重心，職工多，必須先在大通發展一個黨員，作為開展工作的助手。然后再在電廠、九龍崗東西礦布點，以便進一步展開工作。

再次，確定工作的對象以機電工人為主，以便掌握全礦生產、生活的命脈。

最后，中下級職員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他們中有些人雖然標榜自己“不問政治”表示“中立”，但多數有正義感，常常不自覺地表現了對我黨同情或贊成的態度，是團結和爭取的重要對象。不過，以我當時的社會地位，要想通過口頭上對他們進行工作是比較困難的。他們的特點是易于從書本上接受新的思想和觀點，只有利用報刊和書籍，才可以“潤物細無聲”地對他們的思想進行潛移默化的影響。我決定用讀書會的方式在他們中進行工作。

當紀浩同志到礦傳達了南京地下市委的決定，我便一面帶領他觀察了全礦的概貌，一面向他匯報了我對淮礦地區情勢的分析以及今后工作的設想。紀浩同志完全同意，并共同研究了可以首先培養發展新黨員的對象。另外，還商定了以后聯絡的辦法，每隔三個月我去南京一次，他到淮南一次。但不久由于工作的需要，便是由我去南京經紀浩同志約見，直接向市委工委書記陳慎言同志匯報和接受指示了。

2 發展黨員建立黨支部

到大通不久，認識了任志峰，他也是尋找職業到淮南來的。他熱情、坦率，對國民黨的腐敗極為不滿。當我同紀浩同志商定了工作計劃，確定將任志峰作為首先發展的對象之后，便集中力量對他進行了教育，很快地便引導他主動提出加入共產黨的要求，經陳慎言同志審查批準，成為共產黨員，開始了他在大通的工作。

接著，我又以交朋友、結金蘭，通過傾心交談、介紹閱讀進步書刊的辦法，將電氣處記工員龍涌同志吸收入黨，成為淮礦地區的第三個中共黨員，作為在電氣部門開展工作的支點，以后又設法進入了田家庵電廠。

1947年下半年，我又發展了庶務倉庫管理韓景順同志入黨，指定他在九龍崗東礦中央機廠為主的工人中進行工作。

在對大通、電廠、九龍崗的布點計劃初步實現之后，這地區的工作和發展黨員交由任志峰、龍涌和韓景順同志負責進行。對任、龍、韓等三人的工作，則通過定期的碰頭進行領導。此后，相繼在大通、電廠等地又吸收了蘇廣興、王樹武、陳傳鼎、趙阿義、李平垣等同志入黨。

1947年8月，為了適應斗爭形勢的發展，經南京地下黨市委批準，正式成立了淮南礦區地下支部(不設支委)，由我擔任支部書記。陳慎言同志指示：以后發展新黨員由黨支部審查批準，只將新黨員人數、姓名等報工委即可。

3 廣泛深入地進行宣傳組織工作

我們黨在蔣管區秘密工作的基本方針是長期埋伏，隱蔽精干，積蓄力量，以待時機。這是當時不得不采取的斗爭策略，但這絕不意味著我們只是潛伏不動，坐等全國解放。我們的基本任務是廣泛地對工人、職員群眾進行階級教育和時事政治教育，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從而提高周圍群眾的覺悟，團結起來，組織起來，緊密配合解放戰爭的發展進行斗爭，為打垮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奮斗。

一邊學習 一邊工作

為了開展工作，迫切需要學習，及時了解黨的基本方針、政策和當時的政局、戰場形勢的發展等情況。但敵人不準我們訂閱書刊。為此我利用自己管理工的身份，主動與煤礦局傳達室工人李孔章、楊殿英等搞好關系，采用了好幾個化名在上海、南京等地訂購進步報刊，如《世界知識》、《文萃》、《展望》、《群眾》和《讀書與出版》、《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等，并從鳳陽一位沒有暴露的黨員同志那里要來一些理論書籍，如《大眾哲學》、《新民主主義論》等等。這些書報刊物，為我和支部內同志提供了精神食糧，提供了宣傳群眾、揭露敵人的材料和武器，特別是《展望》上刊登的《每周戰局展望》，使我們不失時機地了解解放戰爭的勝利進程，對開展工作很有作用。

組織讀書會 傳播進步思想

我認識的丁公望、戴翌佐、劉子川、陶祖耀、柏方樾等人，都愛讀文藝書籍，比較關心政治。徐厚錕是魯迅作品的愛好者，丁公望是學美術的，對革命文豪高爾基十分崇敬。我便首先向他們二人倡議組織“讀書會”，并將讀書會取名“左聯”。徐、丁兩人又串聯了十多名職員參加，改名為“友聯讀書會”，活動范圍擴大了，有的在大通工作的如王基華、林志廷等也參加了。

不久，我住進單身職員宿舍“新雅村”。這里住有各部門的職員和技術人員，其中還有一些大學才畢業的實習生。礦務處的工務員柏方樾也住在這里，他不但與這些大學生關系密切，而且對交流、借閱各種書刊的活動，熱情積極，我便倡議他出面發起組織讀書會，定名為“新雅讀書會”。當時規定入會者的義務是每月繳納書籍費一元，權利是有權推薦購買某書一種。所有一切“會務”主要是收費、買書和保管，均由柏方樾負責。我只作為一名普通的會員參加，以保持與大家的聯系。“新雅讀書會”先后購買了許多著名作家如魯迅、郭沫若、茅盾、丁玲等的作品，并向大家介紹了許多名著如《鐵流》、《西行漫記》、《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軍》、《日日夜夜》、《被開墾的處女地》和蘇聯大使館發行的《蘇聯文藝》月刊等。我還通過柏方樾之手，向讀書會提供了自己訂閱的各種刊物以及《竊國大盜袁世凱》、《中國四大家族》等書。后來柏方樾曾將刊物拿給礦務處長李用平看，李用平很愛看，主動向柏索閱，至此，我又建議柏方樾代替李用平在香港定來《新華日報》和《華商報》(由我黨領導、愛國華僑陳嘉庚主辦，是主要刊登新華社消息的報紙)。在國民黨發動內戰，我黨中央駐南京代表團撤走后，這兩種報紙已經是“非法”的了，但由于李用平是礦務處長，屬高級職員，沒有人說他是共產黨。

由于大量革命、進步書刊的影響，在大部分職員、工程技術人員中廣泛傳播了黨的主張和進步思想，使這些人認識了解放戰爭是正義的，認清了蔣介石反動統治的腐朽黑暗和必然滅亡的命運，一些愛以超黨派態度“公正”自居的知識分子，逐步轉變為罵國民黨、同情共產黨了。

大通、田家庵電廠也組織了類似的讀書活動，但均不及九龍崗。

緊密配合解放戰爭進行宣傳

為了爭取、團結群眾，物色和培養積極分子，發展新黨員，廣泛深入地進行了政治宣傳工作，我們除通過讀書活動宣傳黨的主張外，還在周圍群眾中采取串門談心、聊天等各種形式，進行宣傳活動。這方面的內容都是根據全國局勢的發展，有針對性地進行的。當解放戰爭在全國范圍內取得決定性勝利局面后，我們就著重宣傳我黨、我軍和解放區民主政府的各項政策，如土改政策、保護與發展工商業政策等等。我們在進行這方面工作時，特別注意利用進步報刊書籍上發表的報道、文章，做到有根有據。另外，我們還經常在一定的范圍，收聽延安電臺廣播。

4 在黃色工會內的斗爭

抗戰勝利初期，全國人民要民主要和平的氣氛十分高漲，影響所及，淮南煤礦的工人階級在1946年春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罷工斗爭，提出了經濟要求，也提出了明確的政治要求——成立工會，很快被官僚資產階級用武力和收買工賊的手段鎮壓下去了。工人群眾的斗爭震驚了國民黨反動派，他們為了消弭和控制工人群眾的活動，便著手籌辦黃色工會。

最初是由煤礦局秘書室主任張友賢負責，張是國民黨中央訓練團培訓出來的。他在籌辦過程中沒有公開宣傳，所以一般人均不了解煤礦局在搞黃色工會。張利用送禮、送錢等辦法，收買、籠絡了一批爪牙。到了1947年三四月份，國民黨從南京派來了偽國大代表——CC特務郭育凱，公開宣布籌辦黃色工會。為了表明自己的根底，郭一到淮南就在高級職員中宣傳他是“陳立夫派來的”。

所謂籌備，主要是將全礦職員、工人、外包工等，按各礦、處、廠、包工柜等劃分為分會，在分會下又按各個部門劃為支部，在支部內選舉代表一人。按各部門編造的職工名冊就是會員名冊。

代表選出后，于1947年五六月間，在大通開辦了一個每期15天的“干部訓練班”，將所有代表分兩期全部輪訓。訓練班內設正副班主任4人，由郭育凱、張友賢、徐樹華(當時的安徽省政府派來的官方代表，職稱“視導”)、李楚等擔任。李楚的公開職務是惠工處專員，實際身份是中統駐淮南特派員。集訓代表按軍事編制，全班劃分3個中隊，中隊長由特務爪牙李威伯、孫文俊、周公暉(均為各礦工務員)分別擔任。內容主要是采取不同的方式向代表們灌輸階級調和、勞資合作以及戡亂建國等反動思想。

訓練班另一個重要活動，就是由4個班主任，利用找學員個別談話的方式，在代表中物色、培養他們的積極分子，為黃色工會的成立準備骨干。同時，還強迫受訓代表全部參加了國民黨。在這基礎上，郭育凱和李楚都吸收了一批人參加特務組織。

黃色工會是國民黨特務控制下的官辦工會，是為敵人加強統治服務的。工人群眾是不會信任和忍受這些特務、工賊們的欺騙的，在被集訓的代表中，大多數是被蒙蔽的。而共產黨人正好利用這個合法外衣掩護自己，揭露敵人的陰謀伎倆，讓人們看清黃色工會的真面目。為此，在勤雜工支部推選我擔任代表時，欣然接受。

由于國民黨方面的力量較大，在短時間內是沒有條件在黃色工會內與敵人作公開較量的，只是利用它的合法外衣便利活動，因此，對其他的同志一概沒有要求他們參與黃色工會活動。在訓練班內，國民黨特務的派系斗爭已經微露端倪。鑒于“勞資合作”之類的口號已蒙騙不了工人群眾，中統特務頭子李楚便公開散布要“反對官僚資本”的口號，借以騙取人們的信任，擴大羽翼，成了與郭育凱勢均力敵的對手。

1947年7月兩期訓練班結束之后，便在淮南村東門里鐵路局禮堂召開了代表大會，選舉黃色工會的領導機構理事會和監事會。為了瓜分權力，早在半個月之前，各派骨干分子便拿到了內定的理監事人員名單，做會前的醞釀活動。到此，郭、李兩派的爭奪便明朗化了，而名單的分配對李楚派是十分不利的，因此他們對代表大會表示極為不滿。鑒于這些情況，我便考慮在大會上應該采取的斗爭形式，我利用自己的代表身份，以及與林志廷、張延鈞、吳有朋等人的關系，經常參與他們的討論，盡力揭露、激化敵人內部矛盾，推動以大通代表為主的李楚派抵制大會的選舉，在全體大會討論工會章程時，對黃色工會的不民主和其御用性質，做了有力地揭穿和抵制。

在黃色工會章程“草案”中規定:“凡本礦從業員工，均得加入本工會為會員。”這就是說，職工群眾是否參加工會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這首先是違反了“公民有參加集會結社的自由”這一條國民黨憲法的。另一條規定:“資方代理人有人事任免權的管理人員均不得參加工會。”據此，張友賢是無權參加工會的。但張友賢和大通五號井主管工程師范承旭不但參加工會，竟被提名為監事長和副理事長。我便緊緊抓住了這兩條，聯合林志廷等人，在大會上發起了進攻，揭露黃色工會章程的虛偽性和欺騙性，得到與會代表的響應，使得幾個特務頭子窘于應付，最后不得不由徐樹華出面，以官方代表身份強行“仲裁’，硬把張、范二人塞進理、監事會。這樣，國民黨特務分子就以他們的具體丑行，在廣大群眾面前暴露了黃色工會的本質，擦亮了大多數與會代表的眼睛。

接著，在競相爭奪大通礦分會理事會的選舉中，郭、李二派進行了殊死地搏斗。為了掌握敵情，激化矛盾，我繼續參與林志廷等大通代表的活動，終于由于李楚派在大通的力量十分雄厚，他們在選舉中奪得了大通礦分會的理事會(包括國民黨大通區分部)的控制權。然而，郭育凱的勢力比李楚大得多。不久，他就通過南京，將李楚調離了淮礦，另派謝琪接替他的職務。接著又通過礦局行政，將李楚在大通的骨干分子林志廷調去南京營運工作，結束了這場狗咬狗爭奪戰。

5 保護廠礦 迎接解放

黨的地下支部遵循地下工作方針，在近兩年的工作中，逐步發展了自己，團結了群眾，積蓄了一定的力量，為發動群眾，組織武裝護礦斗爭，迎接解放，奠定了一定的群眾基礎。

鑒于解放戰爭勝利發展，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即對迎接解放、保護礦山問題做了一系列的部署：一方面大力加強對工程技術人員的爭取工作，必要時可以公開或半公開身份，對他們進行爭取挽留；一方面要組織群眾進行護礦斗爭，著重指出必須充分發動群眾，“組織起來，護礦保家”。我們切實執行了這些指示。

初步形成護礦組織

在“組織起來，護礦保家”這一口號動員下，家住淮南村的一部分職員和工人，醞釀成立“互助會”，以期在戰亂時可以互相照應。當晚，徐厚錕來征求我的意見。我認為雖然離武裝護礦的要求尚遠，但作為群眾組織起來，開始行動的第一步，是難得的起點，必須抓住，而且這一比較灰色的名稱，有利于公開要求礦局承認，避免敵人懷疑。很快地在淮南村成立了“互助會”，并向礦局要求發給經費、物資和槍支等。起初胡衛中、胡師童二人答應給予報銷夜餐費，不給槍支。我們一面繼續爭取，一面與各礦、廠聯系，在大通、電廠、東礦、西礦等處相繼都成立了互助會。支部內的黨員大多數掌握了各互助會的領導權。

各個互助會的成員大多是職員和里工，而散居在各工房的外包工，尚有待組織起來。我以互助會成員的身份去工房活動，發現大通居仁村建立起輪流值班巡邏制度，覺得是個較好的形式，便進一步在各工房推廣成立。至此全礦各部分、各工房的群眾護礦組織已基本上形成。

武裝起來保護礦山

當礦區附近的形勢日漸緊張，眼看津浦鐵路有中斷的可能。為了再爭取上級黨的指示，我緊急趕往南京。工委書記陳慎言同志指示：礦區解放在即，必須抓緊武裝工人護礦隊伍，盡量搞到武器。同時交代了地下支部的組織關系轉接辦法，促我迅速返礦。

我返回后立即向黨內三個小組傳達了上級黨的指示，又立即和徐厚錕、戴詡佐等人，以互助會負責人身份找“二胡”交涉(胡衛中與胡師童，為礦路兩局負責人)，要他們相信本礦職工，“二胡”終于給了我們步槍十來支。此后，三友村、崇文村、西礦、大通礦居仁村、尚義村、南宿舍、電廠，相繼成立了8個工人護礦隊(共1300余人，另有礦警約50人)，在地下黨員和積極分子張延坤、張惠民、謝玉明、杜長振、謝心良等人帶領下，總共掌握步槍約150支，機槍1挺，手榴彈2箱，還有少數私人短槍。至于長矛、鐵鍬、洋鎬等武器，幾乎每戶都有。

1月16日左右，我們得到劉汝明部弄來炸藥準備炸毀礦井的可靠消息，便立即在黨內外將這消息有意地傳播開去，并準備斗爭。首先，九龍崗東礦工人占據了井口，封住了礦場大門，表示了與礦井共存亡的決心。接著大通、電廠各地紛紛行動起來，不準反動軍隊越雷池一步。全礦區職工表現出團結戰斗保護礦廠，迎接解放的姿態。

1月17日傍晚，劉汝明部倉皇逃遁。護礦隊之間互相聯系，加強巡邏，密切注意情況的變化。這時我和互助會的幾個負責人早已占領了電話總機室(接線生大都是職工家屬，完全和我們合作)。待至午夜時分，電話里傳來了田家庵市區出現自稱是解放軍要進入電廠的消息。對方在電話里與“二胡”交談，“二胡”說，他們也是奉共產黨命令等待解放的，并負有護礦護廠的任務，眼下分辨不清，等天亮再說。而對方要求立即進廠。當時聽說“二胡”曾派20多名礦警乘機車去田家庵偵察，在大通附近與對方交火，被打退回來。我想可能真的是我軍到來了，但明知誤會、無法解決。不久，對方說要強攻了，并向電廠開了兩炮。我了解我軍作戰時志在必得的決心，是不會允許這種相持不下的局面再拖延下去的。如果發生了更大的誤會，將使電廠受損。迫于無奈，我決定公開身份直接同部隊聯系。考慮到既要公開身份，自然得給“二胡”打個招呼，于是我便去招待所，對“二胡”申明我是中共地下黨的負責人，問了他們聯系的情況和打算，便與部隊通了電話。

我們地下黨支部的組織關系是交由周群同志(南京市委駐皖西辦事處主任)轉至二野擔任主攻淮礦的部隊的，指示我們靜等部隊進礦后再行聯系。但解放淮礦的卻是三野的津浦支隊，他們對淮南地下黨毫無了解。最后，通知龍涌同志公開身份去鎮上與部隊聯系。不久電話中傳來龍涌同志已與部隊政委會見的消息。他介紹的礦區情況資料，部隊首長很滿意，表示要我們繼續守礦，部隊等天明后再進駐，我們的心才落實下來。

18日晨，我去田家庵鎮向霍大儒政委匯報了情況，陪同部隊領導進駐礦區，在九龍崗足球場開了群眾大會，下午又繼續至大通、電廠等處召開群眾大會，宣告全礦區解放。淮南三鎮、三礦二廠(包括面粉廠)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6 協助接管

淮礦解放后，先后有三部分同志來礦接管。首先是以政委霍大儒同志為首的三野津浦支隊。我們立即動員全體地下黨員和積極分子，協助部隊接管全礦各部門，查封電臺、收繳槍支武器等工作。不久，又進入以趙凱同志為首的一些同志，成立了中共淮南特區黨委。我們向他們全面地匯報了地下黨的情況，并將地下支部交由特委(秘書胡光經辦)接管領導。第三批是以劉平若為軍代表的接管隊伍，他們主要是接管全礦的行政和生產，我們仍然根據他們的要求提供情況，協助工作，最后由柴化周、吳伯文等人來礦成立了淮南礦務局。

在此期間，地下黨九龍崗、電廠兩小組的同志，先后都發現了潛藏的反革命特務組織。地下黨員朱永華(已離休)、陳傳鼎二同志，根據黨委指示，不顧個人安危，立即打入進去。最后取得了對潛藏的反革命武裝一鼓全殲的勝利。(特約撰稿 方剛)(此文原載《淮南文史資料選輯》1984年總第五輯)